人物简介
刘思慕(1904～1985) 中国报刊主编﹑国际问题评论家﹑作家。原名刘燧元﹐笔名思慕﹑君山﹑小默等。广东新会人。1904年1月16日生。青年时代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参与创立广州文学研究会﹐编辑《文学周刊》。1923年就学於广州岭南大学。後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先後在北平(今北京)北新书局﹑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任编辑。刘思慕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1985年2月21日逝世，终年81岁。
人物生平
1904年1月16日生。辛亥革命后随家迁居广州，先后入广州勤业小学、新会县立中学、 广州南武中学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担任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学艺部长，与同学筹款出版《猛进》刊物。
1923年，刘思慕考入岭南大学读文科，课余到附中兼课，又与同学甘乃光、梁宗岱等发起组织广州文学研究会（后成为全国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广州分会），编辑出版《文学旬刊》， 更积极地投身新文化运动。
1925年初，刘思慕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参加学校职工罢工和“六·二三”沙基惨案示威游行。
1926年离开岭南大学，先后任海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秘书（部长是甘乃光），同时兼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1月间，经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介绍，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五班学习，对中国留学生中“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没有介入。
大革命失败后，刘思慕离苏回国，从此脱离国民党，与进步文化人士交往，先后在北京北新书局、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任编辑，以及在北平今是中学、上海大陆大学、华南大学任教。
1932年春，刘思慕自费赴欧，先就读于法兰克福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办的社会科学学院，在柏林参加中国留学生进步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国盟”举办的读书会、工人夜校活动， 还参与学校德共支部发起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半年后，学校被封， 刘思慕转往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经济系学习。
1933年秋，刘思慕回国，在上海得到友人介绍，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在上海、武汉、南京打入国民政府的机关，搜集情报，译成英文，提供给第三国际情报局和中共有关部门。
1935年4月后，因交通员被捕叛变，刘被特务追捕。但他早已和家人离开武汉，奔逃于苏、鲁、晋各省之间， 最后到了泰山，得到一位在冯玉祥部下任职的朋友向冯伸说，才得到冯玉祥的掩护，于1936年春逃往日本。他在东京曾翻译《歌德自传－诗与真》和撰写《亡国者的悲哀》等作品发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后被冯玉祥邀往武汉，做讲演、宣传工作。
1938年秋，南下香港，在胡愈之等创办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担任国际问题专栏作者，同时被选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理事，并在该会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讲授国际新闻课。
1940年夏，赴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华侨办的《天声日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他历尽艰辛回到昆明， 以后在抗日后方历任滇军第一旅第二团政治顾问、衡阳《力报》主笔、《广西日报》主笔、昆明美国新闻处心理作战部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在广州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5年底，任香港《华商报》总编辑， 兼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主讲社会研究。
1949年9月，他以印尼华侨代表被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后兼副社长）和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记者代表团团务委员、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兼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57年调任上海《新闻日报》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5月，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1962年后，先后出席第一届非洲史学会议、 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二届亚非会议的专家会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思慕受到极“左”势力的迫害， 心身受到摧残。当他被解除隔离后，将补发的工资9000 元交给党组织，并阐明作党费4000元，其余5000元则认为自己被隔离期间没有工作，不应得工资，交回组织处理。
1979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1980年任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刘思慕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1985年2月21日逝世，终年81岁。
人物评价
刘老是一位通才。他学贯中西。他拥有广博的世界知识。他懂得英、日、俄三种外语。翻译外电遇到英文日本人名时，例如Tanaka，若按音译外国人姓名的习惯，译为“塔那拓”，却“四不像”，只好请教刘老。刘老说Tanaka就是中文“田中”，不管日本人如何发音，这正是日本人规范的汉文名字。类似的问题摆到刘老面前，无不迎刃而解。
刘老的生活作风，可以“俭朴持家”四个字概括。他子女多，家庭负担重，而《华商报》的月薪还不到香港各大中文报馆的三分之一，全靠贤妻良母的曾菀大姐共同撑持。他们以其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作为传家之宝，言传身教，将一群孩子抚育成人，个个学有所成，各有专长，各有前程。刘老夫妇在这方面，同样为国分忧，为国分劳，同样功不可没。解放后，有几年实行供给制，又有一代人时间，不涨工资，衣食离不开粮票、布票等票证维持，然而他依然甘之如饴。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老应邀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参加《共同纲领》的制定，参与缔造共和国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工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
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外交部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并提名孟用潜任所长，陈翰笙和刘老为副所长；各地类似机构领导层的配置，这样的阵容很少见。这时刘老和我再度在一个大部门共事。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下设世界历史研究所，刘老出任所长。晚年他又回到外交部的研究所担任顾问，这是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一个单位聚首，直至我挥泪为他含殓送终。“挂剑”怀故人，意犹未尽，草就此文，以表寸心。
刘老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他走过一段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征程，风风雨雨，艰辛备尝。他在“文革”中，遭受巨大冲击，然而嚣张一时的“四人帮”倒下了，他却以凛然正气，毅然挺立在战斗第一线。他的一生，“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他比鲁迅先生幸运的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了。他目睹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以磅礴的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身后留下的是闪耀千古的光辉。他不愧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人生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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