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

　　

　　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辰时生于天津河东区地藏前故居李宅。祖李锐，原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洪洞），寄籍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李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行列第三，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5岁 在天津。8月5日，父病逝，终年72岁。乃父临终日，延高僧诵《金刚经》，时，初见僧人。是年起从母王氏诵名诗格言。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6岁 从仲兄文熙受启蒙教育。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7岁 从文熙学《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及文选等。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8岁 从常云庄家馆受业，攻《文选》、《孝经》、《毛诗》等。约是年，又从管家、帐房徐耀庭学书，初临《石鼓文》等。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13岁 读《尔雅》、《说文》等，始习训诂之学。攻各朝书法，以魏书为主，书名初闻于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5岁 读《左传》、《汉史精华录》等。是年诵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6岁 考上文昌院辅仁书院，习制艺。又延馆教学英文、算术等。

　　1896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7岁 夏，出素册廿四帧，请唐敬严师为钟鼎篆隶八分书。秋，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诗文。喜读唐五代诗词，尤爱读王维诗。又从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学篆书及治印，并与津门同辈名士交游。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岁 与俞氏（时年二十）完婚。同年，以童生资格应试天津县学，学名李文涛。

　　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9岁 传李叔同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一印，表示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支持。暮秋，奉母携眷迁居上海。十月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20岁 是年春迁居许幼园家的“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21岁 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10日），子李准生。是年出版《李庐诗钟》、《李庐印谱》。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书画报一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22岁 正月，为许幼园所撰《城南草堂笔记》题跋。春，曾回天津，拟赴河南探视其兄，后因故未果，遂返沪。是年秋，入南洋公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同从学于蔡元培。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23岁 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叔同先后以河南纳监应乡试，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报名应试，均未中。仍回南洋公学。11月，南洋公学发生学生罢课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辞职，李叔同等继而退学。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24岁 与退学者在上海“沪学会”内增设补习科，常举行演说会。以“李广平”之名翻译《法学门径书》及《国际私法》二书由上海开明书店相继出版。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25岁 三月，曾为“铄镂十一郎”（张士钊）传记著作《李苹香》撰序，署名“惜霜”。常与歌郎、名妓等艺事往还。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子李端生。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26岁 3月10日，生母王氏病逝。携眷护柩回津。出版《国学唱歌集》。是年秋，东渡日本留学。行前有《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在东京为《醒狮》杂志撰写《图画修得法》与《水彩画法说略》。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27岁 正月，在东京编辑《音乐小杂志》。7月1日，首以“李哀”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随鸥吟社”之雅集。9月29日，以“李岸”之名注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与同学曾延年（孝谷）等组织“春柳社”，此乃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从川上音二郎和藻泽栈二朗研究新剧演技，艺名“息霜”。是年曾回天津，有《喝火令》一词记己感慨。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28岁 2月“春柳社”首演《茶花女》，李叔同饰茶花女一角。此为中国话剧实践第一步。7月再演《黑奴吁天录》，饰美洲绅士解尔培的夫人爱密柳同时客串男跛醉客。留日期间，因与美术模特（姓名不详）产生感情，后随同回国。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29岁 退出春柳社，专心致力于绘画和音乐。

　　1911年（辛亥清宣统二年）32岁 春，创作毕业自画像。3月，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偕日妻回国抵沪，在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同年家道中落。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33岁 春，自津返沪，在杨白民任校长的城东女学任教，授文学和音乐课。是年加入“南社”，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并编辑广告及文艺副刊。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秋，《太平洋报》停刊。应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音乐、图画课教师。

　　1913年（癸丑民国二年）34岁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月，校友会发行《白阳》杂志，设计创刊号封面，全部文字亦由李叔同亲手书写石印。

　　1914年（甲寅民国三年）35岁 是年加入西冷印社，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课后集合友生组织“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1915年（乙卯民国四年）36岁 应校长江谦（易圆）之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在假日倡立金石书画组织“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二十四年后，南京高师校长江谦大师六十周日甲诗云：“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末忘。宁社恣尝蔬笋味，当年已接佛陀光。”是年夏，曾赴日本避暑。9月回国。秋，先后作诗词《早秋》、《悲秋》、《送别》等。

　　1916年（丙辰民国五年）37岁 因日本杂志介绍“断食”以修养身心之方法，遂生入山断食之念。冬，入杭州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17日，有《断食日志》详记。入山前，作词曰：“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返校后，开始素食。时，受马一浮之熏陶，于佛教“渐有所悟”。

　　I918年（戊午民国七年）39岁 春节期间在虎跑寺度过，并拜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农历七月十三日，入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出家前，将所藏印章赠西泠印社，该社社长叶舟为凿龛庋藏，并有“印藏”题记：“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龛’、‘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戊午夏叶舟识。”九月，入灵隐寺受比丘戒。十月，赴嘉兴精严寺小住。年底应马一浮之召至杭州海潮寺打七。

　　1919年（己未民国八年）40岁 春，小住杭州艮山门外井亭庵，后移居玉泉清涟寺。夏居虎跑定慧寺，秋至灵隐寺，专事研佛。

　　1920年（庚申民国九年）41岁春，居玉泉寺，为《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称“老人之文，如日历天，普烛群品”。6月，赴浙江新登贝山闭关，研究律学。秋，离贝山赴衢州，客居莲花寺。

　　1921年（辛酉民国十年）42岁 正月，自新登返杭州，居玉泉寺，披寻《四分律》，始览诸先师之作。春，曾在闸口凤生寺小住，丰子恺游学日本前夕曾前往话别。3月，自杭州赴温州，居庆福寺。撰《谢客启》，掩关治律。6月，所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稿成。

　　1922年（壬戌民国十一年）43岁 正月初三，在家发妻（俞氏）病故于天津本宅，俗家仲兄文熙来信嘱其返津一次，因故未成行。仍居庆福寺。

　　1923年（癸亥民国十二年）44岁 2月，在上海与尤惜阴居士合撰《印造经像之功德》。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马湖、绍兴、杭州等地停留。6月，为杭州西冷印社《弥陀经》一卷刻石。9月重至衢州，居莲花寺。

　　1924年（甲子民国十三年）45岁 4月，由莲花寺移居三藏寺。不久，取道松阳、青田抵温州。5月，至普陀山，参礼当代善知识中最膺服之印光大师。6月，返温州整理《四分律》，8月完稿。赴杭州，因交通有阻，暂止宁波，居七塔寺。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10月返温州。

　　1925年（乙丑民国十四年）46岁 春，云游宁波七塔寺、杭州弥陀寺、定慧寺。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不久返温州庆福寺。

　　1926年（丙寅民国十五年）47岁 春，自温州至杭州，居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与校点。夏丐尊、丰子恺曾自沪至杭专程拜访。夏初，与弘伞法师同赴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路经上海时曾与弟子丰子皑等访旧居城南草堂等处。冬初，由庐山返杭州，经上海，在丰子皑家小住，后返杭州。

　　1927年（丁卯民国十六年）48岁 春，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7月移居灵隐后山本来寺。秋，至上海，居江湾丰子皑家。主持丰子皑皈依三宝仪式。期间与丰子皑共同商定编《护生画集》计划。是年春，丰子皑等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内收李叔同在俗时歌曲13首。丰子恺在序言中说：“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们所知，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

　　1928年（戊辰民国十七年）49岁 春夏之间，在温州大罗山诛茆坐禅。秋至上海，与丰子皑、李圆净具体商编《护生画集》。冬，刘质平、夏丐尊、丰子皑、经亨颐等共同集资在白马湖筑“晚晴山房”，供大师居住。

　　1929年（己巳民国十八年）50岁 正月，自南安小雪峰至厦门南普陀寺，居闽南佛学院，参与整顿学院教育。春，返温州，途经福州，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华严经疏论纂要》刻本，叹为稀有，发愿刊印。9月，在“晚晴山房”小住，10月重至厦门、南安，与太虚法师在小雪峰寺度岁，并合作《三宝歌》。是年2月，《护生画集》第一份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50幅护生画皆由大师配诗并题写。大师在跋中曰：“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国。”并云：“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是年，夏丐尊将所藏大师在俗时所临各种碑帖出版，名《李息翁临古法书》（上海开明书店）。是年，仲兄李文熙卒，年62岁。

　　1930年（庚午民国十九年）51岁 正月，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与性愿法师相聚。4月赴温州，后至白马湖“晚晴山房”。秋赴慈溪金仙寺，讲律两次。11月赴温州庆福寺。时人称弘一大师为孤云野鹤，弘法四方。1931年（辛未民国二十年）52岁2月，自温州过宁波，旋赴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发愿弃舍有部律，专学南山，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9月，广洽法师函邀大师赴厦门。同月在金仙寺作“清凉歌”。岁末在镇海伏龙寺度岁。

　　1932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53岁 是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为刘质平作书法。年底，至厦门，住山边岩（即万寿岩），在妙释寺讲《人生之最后》。

　　1933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54岁 2月初曾赴厦门，旋返妙释寺。是年在妙释寺讲《改过经验谈》，在万寿岩开讲《随机羯磨》，重编蕅益大师警训为《寒茄集》。在开元寺圈点《南山律钞记》，在承天寺讲《常随佛学》。

　　l934年（甲戌民国二十三年）55岁 2月，至厦门南普陀寺讲律。协助常惺院长整顿闽南佛学院。见学僧纪律松驰，认定机缘未熟，倡办佛教养正院。是年，跋《一梦漫言》，作宝华山《见月律师行脚略图》。冬移居万寿岩，讲《阿弥陀经》。又编《弥陀经义疏撷录》。

　　1935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56岁 正月在万寿岩撰《净宗问辨》。3月，至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5月抵净峰寺，后应泉州承天寺之请，于戒期中讲《律学要略》。

　　1936年（丙子民国二十五年）57岁 春，卧病草庵，数月方愈。5月居鼓浪屿日光岩。年末移居南普陀寺。是年，《清凉歌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37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58岁 年初在南普陀寺讲《随机羯磨》。2月在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3月为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作会歌。5月应邀至青岛讲律，10月返厦门。岁末赴泉州草庵。

　　1938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59岁 1月31日在草庵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2月19日入泉州。3月2日讲经于承天寺。后赴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惠安、厦门等处讲经。5月4日，即厦门陷落前数日离厦门至漳州南山寺。冬初至泉州承天寺，后移居温陵养老院。

　　1939年（己卯民国二十八年）60岁 4月入蓬壶毗峰普济寺闭门静修。著《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书。9月，澳门《觉音月刊》和上诲《佛学半月刊》均出版《弘一法师六秩纪念专刊》。秋末，为《续护生画集》题字并作跋。

　　1940年（庚辰民国二十九年）61岁 春，闭关永春蓬山，谢绝一切往来，专事著述。10月，应请赴南安灵应寺弘法。

　　1941年（辛巳民国三十年）62岁 4月，离灵应寺赴晋江福林寺结夏安居，并讲《律钞宗要》，编《律钞宗要随讲别录》。冬，入泉州百原寺小住，后移居开元寺。岁末返福林寺度岁。

　　1942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63岁 2月赴灵瑞山讲经。但弘一提出三约：一不迎，二不送，三不请斋。3月回泉州百原寺，后居温陵养老院。7月，在朱子“过化亭”教演出家剃度仪式。8月在开元寺讲《八大人觉经》。10月2日下午身体发热，渐示微疾。10月7日唤妙莲法师抵卧室写遗嘱。10月10日下午写“悲欣交集”4字交妙莲法师。10月13日晚7时45分呼吸少促，8时安样西逝，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送别》曲调取自约翰·P·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梦见家和母亲》是首“艺人歌曲”，这种歌曲19世纪后期盛行于美国，由涂黑了脸扮演黑人的白人演员领唱，音乐也仿照黑人歌曲的格调创作而成。奥德威是“奥德威艺人团”的领导人，曾写过不少艺人歌曲。

　　李叔同留日期间，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采用《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而李叔同作于1914年的《送别》，则取调于犬童球溪的《旅愁》。如今《旅愁》在日本传唱不衰，而《送别》在中国则已成骊歌中的不二经典。沈心工也曾根据《梦见家和母亲》写过一首《昨夜梦》，但最终没有抵得过李叔同《送别》的光芒。由于这首诗无上的艺术成就，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对它有所引用。

　　《送别》的意象和语言，基本上是对中国古典送别诗的继承。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芳草离情，都是千百年来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但《送别》以短短的一首词，把这些意象都集中起来，以一种“集大成”的冲击力，强烈震撼着中国人离别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人送友离别的一种文化心理符号。李叔同的《送别》，也是送别挚友许幻园的原创作品。表达了李叔同对在上海“天涯五友”“金兰之交”友人分别时的情感，李叔同与许幻园、，宣扬民权思想，提倡移风易俗，宣传男女婚姻自主。一度成为社会风口浪尖改革潮中的一份子，二次革命失败、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变幻，导致许幻园家中的百万资财和家业荡然无存，离别时，李叔同在百感交集中写于此歌送别许幻园。也是李叔同的优秀音乐作品，被中国数代人所传唱。《送别》分三段，第一段是“写景”，写在长亭外、古道边送别的画面；第二段则是抒情，抒发知交零落天涯的心灵悲慨；第三段从文字上看，是对第一段的重复，其实不然，是文字重复而意蕴升华：经历了“送友离别”，而感悟到人生短暂，犹如日落，充满着彻骨的寒意。整首歌词弥漫着浓重的人生空幻感，深藏着顿悟出世的暗示。《送别》，实际上是李叔同以送别朋友为缘由，用无所明指的象征，传达出感悟人生、看破红尘的觉悟。所以，《送别》不仅仅是朋友之间挥手相送的骊歌；而是李叔同即将告别人间、弃世出家的“前奏曲”。

　　

　　李叔同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自画像》估计是出国前所绘，画风细腻缜密，表情描写细致入微，类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宫廷肖像画，有较高的写实能力。《素描头像》是木炭画，手法简练而泼辣。      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他的书法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李叔同的篆刻艺术，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 李叔同创作的《送别》也广为传唱。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又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成为新儒学一代大师。

　　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当成了自己的名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学佛之后，李叔同经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连，有一次还在那边住了半个多月，自己觉得十分愉快，也和大和尚们一起吃菜蔬。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吃素。

　　到冬天的时候，他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在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为师。农历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母亲祈祷。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任教，却已经决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课程的考试提前，赶回虎跑寺。

　　这次，他开始穿出家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剃度。夏丏尊看他没有出家，却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李叔同最终在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剃度，落发为僧。

　　马一浮提倡佛法，自己却只是居士，且用佛法来理解儒学，也常常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

　　号称章疯子，敢骂光绪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读佛经，嬉笑怒骂的斗士鲁迅也读佛经，因为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但真正要抛撇妻孥，去忍受寂寞、苦守古佛青灯，他们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也有隐逸的想法，却难以实现。

　　李叔同不同，除了作为儒者内心的痛苦之外，还有更多让他抛弃尘世的理由。

　　李叔同的父亲晚年礼佛，常常请僧人到家中诵经和拜忏。而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

　　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家里一位姓刘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所以，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佛意十足。用佛学的眼光看，他已经具备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了。

　　和他相对照的是，鲁迅的童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并取法名为“长庚”。不过，他接触到的是佛经中的因果报应，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所以还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而老祖母和长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多太平军等排满的故事。

　　此外，母亲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头之痛。李叔同奉母至孝，却对母亲有强烈的负罪感。母亲24岁守寡，44岁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换来了他的快乐童年。李叔同由此对一夫多妻没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园大街俞家茶庄的小姐，结婚的时候，他18岁，整个婚姻由母亲包办。而在日本期间，他又娶了个日籍女人，这个妻子，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会的名字有千叶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难以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也同样难以面对异国他乡的弱女子。道德感强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终，他出家为僧，一了百了，“岂为阿女恋尘世，真爱合当断情痴”，正是古代士人们的惯常法门。

　　所以，遁世说和幻灭说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他的遁世，是为了化解自身内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灭，是对王后将相方面事功的幻灭。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对一切说空。他依旧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成长，也终身不敢忘记母亲的养育，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佛门高僧发狮子吼，誓以佛门残躯“殉教”救国。

　　不过，尽管他从儒家的教条出发出了家，当身处佛门的时候，他还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谭嗣同说：“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妇、市井贩夫，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师，看到就是佛学的精深义理。正如章太炎一句话“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除了佛教精深的义理，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有兴趣，他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母亲，异国妻子，还有家国之事，都难让人心安。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问，大师会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修行期间，穿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夏丏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纵观弘一法师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学的指引下，开始寻求隐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学资源中的隐逸方式，让他过着一种完全苦头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幻灭，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弘一法师的书法风格有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独特的技法，这与他深厚的书法功底是分不开的，加之他在其他艺术领域的造诣，是他对书法有自己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晚年遁入空门，在接受了佛法的洗礼和对佛理的研究之后，更是奠定了大师的最终书法风格，有人称之为“弘一体”。陈祥耀先生认为弘一法师“其初由碑学脱化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其后肉渐减，气渐收，力渐凝，变为较方较楷的一派，数年后乃由方楷而变为修长，骨肉由饱满而变得瘦硬，气韵由沉雄而变为清拔。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锋藏、神敛。写这种字，必先把全部精神集于心中，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心正笔正，此之谓欤。”?这是从技法层面对弘一法师作品风格的分析，非常中肯。因为书法风格的由来绝不是突然的，它一定与个人书法的基础风格有关。欣赏弘一法师的作品，犹如读一本佛家经典，给人一种心灵的洗礼，使我们在这纷繁的世界里获得片刻安宁。一切尘世的烦恼与纷争暂时搁浅，只有天人合一的超然享受。

　　

　　杨翠喜是李叔同的初恋情人，两人初识在一个诗情画意的夜晚。从相遇的那天晚上起，李叔同每晚都要到她唱戏的天津福仙楼戏园为她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送她回家，一路谈情说爱，你侬我侬。李叔同在戏剧方面本就有深厚的底蕴，于是他为她讲解其所演绎的戏曲中的历史背景、人物性格，甚至手把手指导杨翠喜舞台身段和唱腔。“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消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这是李叔同赠给杨翠喜的诗，可以想象那段时光是多么美好。但造化弄人，好景不长，李叔同身为豪门才子，他的家庭又如何能容许他爱上一个妓女戏子？在母命与爱情之间挣扎徘徊了很久之后，他放弃了爱情，与初恋情人伤感地分手。又一说是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到天津，看上了杨翠喜，段芝贵以巨资将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李叔同痴情落空，后来看破红尘遁迹空门。

　　李叔同的第二个红颜知己便是才女名妓李苹香。李苹香以诗才驰名上海，颇受文人喜爱。1901年夏天，李叔同与母亲、妻子由天津迁往上海。那时，他因赞同康有为、梁启超变法而成了当局眼中的敌人，无奈避祸沪上。李叔同在上海的那几年，应该说是他人生中的低谷和消沉时期，也是思想的脱变期。他同一班公子哥们，经常出入于声色场所，与上海滩的名伶名妓们打得火热，他与沪上名妓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等都是好友。但是，李淑同与李苹香的感情，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交往。

　　李叔同第一次来到李苹香的天韵阁，就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

　　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后来，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学习，他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才子佳人，诗酒唱和，风花雪月，情深意长。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数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亲病故，深受刺激，决意告别诗酒风流的上海洋场，远赴日本留学。李叔同与李苹香互相以诗赠别。李苹香一生命运坎坷，沦落风尘，但性格却颇洒脱，明白与李叔同没有结果，便移情于另一个才子章士钊。

　　李叔同到了日本后，在浪漫樱花之都又演绎了一场爱情故事。这次的主角是一位日本女模特福基。

　　李叔同与福基是因画结缘的，他当时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绘画。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棘手的问题。这时，他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就这样，福基做了他的女模特，两人日久终于生情，跨越了画师与模特的界限。樱花开得最为烂漫的时节，李叔同的爱情之花也开得正艳。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带着福基一起回国。回到中国后，李叔同把福基安排在上海居住，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李叔同立志舍弃小我普渡众生，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教，他和福基的这段12年异国情缘也终于凄美落幕。

　　

　　林语堂：“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张爱玲：“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夏丏尊：“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于一身。他在多个领域，都首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他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不难看出李叔同一生都在求真、求善、求美，一生都在进行心灵和精神的探险。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上由三大块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这三种文化叠加一身，互相渗透、浸染、碰撞，构成了他文化结构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使他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胸存忧患，情牵社稷，意蕴国事。李叔同一生爱国，曾写下了《祖国颂》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沛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从本质上讲李叔同都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

　　李叔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集大成者，是中国西洋艺术的先驱者。李叔同人生经历与艺术实践，无论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者，还是西洋现代艺术的追随者，都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这位学贯中西“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即擅长诗词文赋，又工书画篆刻，且有杰出的音乐戏剧才华的奇才，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年少轻狂的时代，一如当时文人风流的行径，过着琴棋书画、风花雪月的人生，中年时却突然“自以为顿悟”，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给世人一片惊愕。可以说每做一种人，李叔同都做得十分像样。都说他做人做得太完美，风骨、才骨、傲骨一样不少，作诗作得雅，起文起得正，又会书画又懂篆印，编曲演戏样样在行。在中国，如此面面俱到之奇人罕有，而才子却于中年顿悟佛门之精妙，决绝入空门专心研佛，其一生恍若两世。这种独特的人生道路,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兴趣，尤其是他因何遁入空门更是至今未结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