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

　　刘湘（1888年—1938年），民国时期的一代枭雄，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发达，削平群雄统一四川，性格内向，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为人剽悍，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若即若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与政治均有建树，笃信神道。另一方面，刘湘对川渝地区教育事业也有很大投入。1929年，重庆大学成立，其为第一任校长，并且为重大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卢沟桥事变后，刘湘出川抗战，1938年因病在汉口去世，逝前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年幼时，就读乡间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当时，清廷宣告废除科举，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不满十七岁的刘湘，背着父亲赴雅安应考，遂被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弁目队录取。次年4月，考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初，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他对教官能绝对服从，对同学则虚心求教。

　　1909年夏，刘湘在速成学堂一毕业，即被分配到建成不久的新军三十三混成协（旅）六十五标作见习官。1910年春，经队官呈准，被保送到总督赵尔巽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1911年，调任第十七镇六十八标一营前队排长。不久，被派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的作战。

　　辛亥革命爆发后，第十七镇改为第一镇。刘湘任第二标张邦本支队的少校差官，随部进驻川北。1912 年，第一镇改编为川军第一师，张邦本支队奉令归还建制。但该支队的第二营管带杨森拒不接受命令。刘湘便与该营都练官孙中华、队官唐式遵、杨国桢等串通一气，甩开杨森，将第二营拖到资 中。刘升为第二营营长。随即，将部队开驻泸州。当时，四川都督胡文澜，是袁世凯的爪牙。

　　二次革命

　　1913年8月，国民党人、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等人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在重庆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总司令部，决定兵分三路，围攻泸州，首先消灭胡文澜掌握的周骏第一师。交战之前，熊克武特派速成同学傅常等前往策动，刘湘唯唯而已。战斗打响后，他与侯建国、刘盛恩奉命率领本营阻击讨袁军中路旅长兼第一队司令龙光所部。在这一带往复冲杀，保住了泸州。讨袁军失败后，刘湘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调驻重庆，埋头练兵。1915年8月，袁世凯任命陈宦督理四川军务，为削弱川军，将各师加以缩编。刘湘经周骏在陈宦面前力保，新任旅长熊祥生亦见其朴实无华，才得幸免撤换。是年冬，又被任命为铜梁、璧山、大足清乡分司令，奉陈宦之命大举搜查革命党人，为袁世凯复辟称帝扫清障碍。

　　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部取道四川，讨伐袁世凯。刘湘在熊祥生指挥下，率领全团防守泸州。次年3月，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称护国川军总司令，与蔡锷所率护国军会攻泸州。刘湘协助熊祥生将刘存厚留守泸州的部队全部扣押，获袁世凯奖赏三十万元。当护国军迫近小市和五峰顶时，他奉命率领本团为先锋，在北洋军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突过长江，反攻兰田坝，截断了护国军渡江的归路。经过战斗，护国军遭受挫败。陈宦和北洋军将领张敬尧即特电袁世凯，请对刘湘予以奖叙。3月13日，袁世凯发布命令说：“刘湘奋勇督战，连克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嗣后，又给刘湘授予三等嘉禾章。5月22日，陈宦宣告四川独立。熊祥生见大局转变，遂弃军潜回成都。刘湘因资历较深，为众所推，代理旅长。后经督理四川军务的周骏具报，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陆军第十五师步兵第二十九旅旅长。这时，周骏受曹锟资助，出兵讨伐陈宦，令刘湘就地沿江布防，企图扼阻护国军援助陈宦。但他默察当时形势，深感自己难以抵挡护国军。待张敬尧师刚一撤退，即放弃泸州。7月20日，护国军攻克成都。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电邀周道刚（时在北京陆军部供职）回川任第一师师长，请委刘湘为该师第一旅旅长。1917年4月，刘湘先后两次领衔与川军各旅、团长联名通电，历数罗佩金（因积极推行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引起川军不满）强滇弱川的九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主持公平，“速予解决，以弭川乱”。12月27日，他被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

　　靖国战争

　　1918年1月，四川靖国战争爆发。开始，刘湘随第一师师长徐孝刚站在刘存厚这一边，率部与滇黔靖国军大战在内江之田家场、一泗堆、白马庙一带，企图阻挡靖国联军西进。在一次攻击中，他败退下来，去见徐孝刚。其时，徐因前线失利正在大发雷霆，听说刘湘来了，厉声呵斥道：“难道刘旅长就杀不得吗？！”刘湘闻言回身就跑，当即带着手枪队，赶赴火线督队进攻，一鼓而下。2月，靖国军攻占成都。他见北京政府对四川已失控驭，又跟随徐孝刚等川军将领，立即倒向四川靖国军总司 令熊克武，发出响应“护法”通电。3月，被熊克武委为川军第一师师长。6月，熊克武在成都召开整军会议，将川军编为七个师。他改任第二师师长，管辖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七县，设师部于合川。从此，刘湘有了固定的立足地盘，一面委派保定速成同学担任参谋、旅长等要职，开始建立速成系集团；一面举办军事传习队和军官传习所，加紧培训军中骨干，以期养精蓄锐。他对传习所的军官说，将来要一起“统一四川，问鼎中原”。

　　川滇斗法

　　川滇黔靖国联军击败刘存厚后，四川局势的演变益见复杂紧张。唐继尧以联帅自居，视四川为附庸，同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合谋熊克武；督军熊克武大权在握，成为四川的最高统治者，隐以盟主自命，不为唐继尧所制，可是与省长杨庶堪之间的权利冲突一直无法协调。当时，刘湘拥有三旅之众，枪弹充足，军心亦固，可谓是能战之师，他认为这是自己图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便约集速成同学胡春田、张斯可等密商向背问题。大家认为，滇黔军连年危害四川，军民同受其害。只有顺应人心，拥熊送客，自己亦可于中获利。但对倒熊的各军须善加以应付，以避免正面结怨为宜。

　　1918年12月，四川省长杨庶堪趁赴重庆为父治丧之机，与各路民军司令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等密商了一个倒熊计划。他们认为，刘湘身拥重兵，且与第四师师长刘成勋、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都是大邑同乡，平日连成一气，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争取过来，才可稳操胜算。于是，杨庶堪亲赴合川，劝说刘湘予以赞助，并以川军总司令一职相许。刘湘深知杨庶堪在川国民党人中资深望重，今以大事相期，重任相许，心中十分高兴。同时，他又忖度熊克武之所能得到四川军政大权，全仗外有滇黔军的援助，内有民军的支持，而今内外与熊为敌，其必败无疑。因此，一谈即合，欣然向杨表示赞同。但他一点不露声色，仍与熊信使往还，遇事请示一如往常，免其生疑。

　　在这期间，熊克武对刘湘这支力量也早已密切注意。为了探察刘湘在川局动荡中的态度，特派第一师师长但懋辛为点编刘湘部队的主任，先到重庆收集情况。后去合川，向刘湘介绍、分析了四川局势，力主川军各部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客军。并转达熊克武将拟推举刘湘统率各军之意。刘湘也当即表示始终拥戴熊克武，愿衷诚合作，共奠川局。随即根据但懋辛的密告，严查所部旅长廖谦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勾结的情况，密报熊克武。1920年3月，又邀速成同学、滇军第二军参谋长杨森协助，举全力围攻廖谦，将其部完全接收，以巩固内部。

　　同时假意与第五师师长吕超合作倒熊，在顺庆的倒熊联盟会议上被推为川军总司令。1918年4月30日，四川第五师师长吕超、二师刘湘、三师向传义、四师刘成勋、六师石青阳、七师颜德基、八师陈洪范、司令黄复生、卢师谛合组同盟军，宣布川督熊克武勾结政学系等罪状，出兵讨伐，推吕超、刘湘为川军总副司令，刘湘见电勃然大怒，大为不满，决定拥熊讨伐唐继尧。5月4日，熊克武以得刘湘、刘成勋、陈洪范、向传义之支持，宣布复职，开始进攻黔军，11日四川熊克武部刘湘、馀际唐自合川进攻重庆，为黔军王文华、袁祖铭所败，仍撤回合川，随后合川为黔军攻占，刘湘即退往邻水与江防军馀际唐部会合，杨森脱离滇军率两个营投靠刘湘，被编为独立旅，刘湘军势复振，又将合川夺回，旋又退守安岳。5月28日，川军师长刘成勋、向传义、但懋辛、刘湘、陈洪范等通电否认唐继尧、刘显世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6月任北路总司令，率军围攻南充。7月10日熊克武退潼川、保宁，刘湘被熊克武任命为四川第二军军长。7月下旬讨唐联军遭到反击，退阆中整编，刘湘建议熊克武请回第三军军长刘存厚联手攻打滇军。8月10日，刘存厚率田颂尧、赖心辉、唐廷牧等师自陕西汉中南进，号称“靖川军”，熊刘各军以刘湘为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8月下旬，刘湘指挥各部由阆中向三台地区战略开进，刘存厚部及但懋辛的第一军为右方面军，经绵阳、罗江、德阳、广汉向成都进攻；第二军为左方面军，经中江、金堂与右方面军会合，然后合攻成都。9月8日所部杨森师攻克成都，9日击退滇军反攻，17日成都各军分路出击，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决战，滇军大败，21日川军刘湘、杨森、邓锡侯、田颂尧攻占龙泉驿，滇军南退，26日占领资中，28日占内江，10月8日攻占泸州，滇军第二军长赵又新被击毙。10月15日进占重庆，滇军顾品珍撤出四川，黔军王文华逃往上海，结束了滇、黔军阀控制四川的局面，唐继尧等不甘失败，发出通电，叫嚣对川军进行攻击，刘存厚则设法拉拢刘湘部下军队。

　　川军独立

　　1918年10月30日，熊克武在重庆设立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与刘存厚势不两立，实力派刘湘拥熊反刘，使熊克武在军力上压倒刘存厚。11月1日，刘湘以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名义领衔发出通电，痛陈客军在川为祸之深，指出“川人屡年受制，束缚于滇黔暴力之下，受痛如山，积怨成海”，5日由刘湘、但懋辛出面，会同各军将领商定解决川事六项办法（注3）。12月10日刘湘等川军将领在重庆会议，议决制定省自治法。12月13日，四川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一军但懋辛、第三军刘成勋等通电主四川独立自治，反对四川督军刘存厚。12月30日北京政府特任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晋授勋四位。

      主政四川

　　1921年1月8日，刘湘、但懋辛联合通电表示自治决心，“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为图振兴实业，并在南北任何方面，决不为左护右袒”。1月21日，第一军但懋辛、第二军刘湘、第三军刘成勋再次联合通电，拒不接受北洋政府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的任命，“决以川人自立自治”。2月18日，刘湘与但懋辛、刘成勋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违反民意，是四川自治之一大障碍，应予驱逐，开始与第一、三军联合将驱逐刘存厚，3月下旬刘存厚战败下野。6月6日，四川混成旅旅长以上各将领在善后会议上推举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各军联合办事处撤消，24日又被推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在幕后表示支持。7月2日，刘湘在重庆正式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所部八万馀人，成为四川军阀速成系的首脑人物。

　　川军援鄂失败

　　1921年7月21日，湘军大举入鄂驱逐王占元，正在湖南的熊克武联络川军援湘，刘湘正欲向外发展，乃组织援鄂军。8月9日四川援鄂军占领建利县，12日吴佩孚到达汉口掌握了湖北，赵恒惕向川军求援，17日刘湘任援鄂军总司令，但自己并未出川，但懋辛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潘正道为鄂西总司令，令川军沿长江进攻湖北，19日占领巴东。9月3日川军占领宜昌对岸之葛道山，川、鄂军在宜昌激战，11日鄂、直军击败围攻宜昌之川军。12日川军第二次进攻宜昌，再败鄂军，但未克，吴佩孚向川军商和被拒，13日亲率援军到宜昌督战，22日解宜川之围。9月25日援鄂川军退驻南沱溪，10月11日退出湖北巴东，13日鄂军夺回利川，11月16日川军退出湖北建始，24日退出施南。11月下旬，刘湘又调集大军三路攻鄂，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12月21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与刘湘代表议定了川鄂媾和约十七条。1922年1月刘湘与孙传芳结为兄弟，定下相互援助的密约，川军退回四川，3月7日川鄂和约正式签订，刘湘不再外图。

　　二军之战

　　1922年2月孙中山令两广北伐，3月16日四川刘湘通电不附西南，熊克武仍控制第一军，一直企图东山再起，煽动川军各部联合与刘湘为敌。5月14日，由于被但懋辛揭露欲消灭第一军的阴谋，但懋辛、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拟组联合办事处，刘湘被迫辞职退居幕后，第二军交杨森，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与第一军作战，还电令汉口的乔毅夫速往宜昌与孙传芳密谈，请孙传芳即时派兵入川支援。6月8日刘湘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19日赞成裁兵废督。7月1日，杨森在未告知刘湘情况下突然进攻但懋辛第一军，11日刘成勋、陈国栋、赖心辉、田颂尧等联合反对杨森。8月2日，第二军将领杨森等推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欲由刘湘率领抵抗联军进攻，刘湘避居重庆王家沱义新纱厂，通过大邑同乡刘成勋及第九师师长刘文辉等出面疏解，但以“杨森跋扈，不听命令”未就总司令，刘文辉派兵护送回到大邑县安仁镇老家，“樵山渔水，息影乡园”，置身事外以待东山再起，杨森逃奔吴佩孚。

　　1923年1月四川战事又起，2月杨森乘机打回四川，5月刘湘旧部联合谋倒熊克武，6月杨森等战事不利，与袁祖铭共同推刘湘出山，刘湘借助乱世重整旗鼓。7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清乡督办，30日被川军将领推为四川善后督办，拟利用刘湘收拾川局。9月14日熊克武、赖心辉军自内江大举南进进攻杨森，23日进迫重庆，刘湘以调和不成，即助杨森、袁祖铭军，25日刘湘自叙州至重庆，熊克武军猛攻。10月16日熊克武、赖心辉、石青阳攻占重庆，刘湘、杨森退垫江万县。10月23日特任“嘉威将军”，刘成勋、赖心辉也倒向刘湘，11月27日被孙中山下令褫职通缉。12月14日，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及北军再占重庆，熊克武、赖心辉、石青阳部退往永川乐昌。

　　1924年1月31日刘湘、杨森、袁祖铭等占领成都，2月19日刘湘、袁祖铭自成都赴东路督师，防熊克武及滇军攻重庆，3月4日熊克武袭攻重庆失败，退綦江。4月7日熊克武合滇军胡若愚、周西成再袭重庆，为袁祖铭所败，熊克武以所部叛离，遂走贵州遵义、铜仁，入湘西，败走广东向孙中山辞职，从此出川。4月22日驻扎内江之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投附刘湘。5月27日刘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滇边务督办，改封“甫威将军”，5月29日授为陆军上将，兼筹川边边防事宜。

　　反杨联盟

　　1925年2月7日，段祺瑞令改川边道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域，以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该省区军队，杨森实力强大，不愿居刘湘之下，刘湘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4月9日杨森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决以武力打破防区，发起四川“统一之战”，进攻赖心辉、刘文辉。4月17日，段祺瑞命刘湘制止四川杨森与赖心辉、刘文辉之战，杨森则以黄毓成为总司令，王缵绪、王正钧、蓝文彬分任北、东、南三路总指挥，自遂宁、内江、泸州攻重庆。4月28日，刘湘、袁祖铭等任赖心辉为前敌总司令，刘文辉、邓锡侯为副司令，准备对杨森作战。5月16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军务督办。7月14日，杨森与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等之和议决裂，刘、赖、邓等组织联军，推袁祖铭为总司令（刘湘、刘文辉任中路，邓锡侯任右路，赖心辉任左路），8月杨森败走。8月24日，刘湘、袁祖铭、邓锡侯、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在自流井会议川事。9月3日刘文辉军攻入嘉定，杨森残部向叙州退走，杨森以所部不愿入滇，命转投刘湘，只身东去。10月27日，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任命刘湘为“川黔后方筹备司令”，未就。12月6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四川善后会议，川内黔军袁祖铭、川军邓锡侯、田颂尧等与刘湘分赃失和，各方不欢而散，决定联合杨森反对刘湘。

　　驱逐黔军

　　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2月5日，邓锡侯及黔军袁祖铭联合进攻刘湘。2月21日吴佩孚令袁祖铭、赖心辉进攻成都，助杨森回川，结果刘湘、邓锡侯却与杨森秘密联合准备夹击袁祖铭，袁祖铭拒绝川军以协助军饷四十万“礼送黔军出境”，受到川军联合攻击，25日刘湘与袁祖铭冲突，3月4日刘湘与杨森联合，击败袁祖铭。4月30日，袁祖铭部黔军（王天培、李燊等）因与刘湘妥协，决定离川回黔，刘湘每月接济军饷四十万元（先付一百二十万元）。5月与杨森联合驱逐了黔军袁祖铭。

　　川军易帜

　　1926年6月刘湘等派代表到长沙会晤唐生智，要求归附北伐军。7月22日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参谋总长，未就。8月13日，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因吴佩孚更动四川督理、省长，通电反吴，愿意出师北伐。11月27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川康绥抚委员，12月8日在重庆就任，17日通电申明以往因应川事经过，及今后效忠国民革命之决心，第二十一军所部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二师师长许绍宗、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第四师师长罗纬、第五师师长王瓒绪、第六师师长潘文华、第七师师长蓝文彬、第一混成旅旅长杨国祯、炮工兵司令张邦本。12月27日，重庆国民党左右两派冲突，刘湘下令戒严，解散右派（西山会议派）之省市党部。

　　1927年2月17日被南昌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阴谋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3月31日，刘湘、王陵基、蓝文彬武力解散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之市民大会，封闭省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4月6日被武汉中央政治会议指定为四川政务委员会委员。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通电反共，随即与赖心辉、刘文辉合力围攻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军。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武汉中政会通过免刘湘、赖心辉职，2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5月10日武汉政府免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职，蒋介石则任命他为第五路总指挥。6月1日刘湘就蒋中正所委之第五路军总指挥，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向武汉进攻，被唐生智等击退，刘湘军唐式遵师趁杨森出兵湖北进驻夔、万，潘文华师、张邦本部进驻江北。7月6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17日再次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刘湘将部队缩编为七师（师下直辖三个团）又一混成旅及若干特科部队，其中原川军第二师旅长李宗昉、团长孙为武因不满刘湘缩编部队所部，出永川投靠李家钰。12月17日，第二十八军第十二师长罗泽洲联合江津合江之第二十二军赖心辉等进攻重庆，第二十一军刘湘败之于江北。12月20日，国民政府重行编定各路军总指挥名称，第六路总指挥为刘湘，18日就职，指挥第二十、二十一两军，刘湘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

　　下川东之战

　　1928年2月5日国府电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刘湘等，和衷共济，速组省府，以期消灭杨（森）赖（心辉），奠定川局。5月17日，刘湘（许绍宗旅）、郭汝栋合攻杨森，将其战败，22日杨森退出万县，刘湘坐收渔人之利得杨森部范绍增师。7月4日邓锡侯助杨森反攻，迫重庆，重占万县。8月15日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向成杰部（川军）被鲁涤平、何键缴械（李宗仁命令）。8月22日，刘湘为分化反对自己的保定系，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讨好蒋介石，通电辞第六路总指挥之职，同时将所部军队，照中央之方针实行裁兵，9月3日通电宣布将原有部队七个师、一个旅、两个司令缩编为三个师（注6）。9月21日，四川各军首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会于资中，磋商川事，推定刘湘为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刘文辉为省主席，邓、田为省府委员，邓兼财政厅长，田兼民政厅长，联名请南京政府予以任命，南京并未据此发表。10月31日中政会通过组织四川省政府，任刘文辉、刘湘等十三人为委员，并任命刘湘为四川裁兵委员会委员长，11月7日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但中央新的任命中邓、田均为闲职，激起了邓锡侯的不满，暗中支持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四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发动了下川东之战，刘湘急忙派王陵基赴万拉拢杨森，但刘、杨二人积怨已深，未成功。12月21日，杨森、赖心辉、李家钰、罗泽洲等，再度进攻重庆，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助刘湘，刘湘决定先将罗泽洲部击溃，以王缵绪第二师、王陵基第三师为主攻部队，30日刘湘于江北击退罗泽洲等同盟军。

　　1929年1月5日，刘湘败“同盟军”杨森，占万县，杨部旋退营山、遂安，15日国府明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命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处理四川善后，此役刘湘大获全胜，得下川东二十馀县，收编杨森军三万馀众，将范绍增师正式划入二十一军建制。1月23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共商善后，拟打破防区制。2月赖心辉返川入江津，再次为刘湘击溃，所部第二师范子英部为刘湘收编为独立第二旅。3月23日蒋介石电四川刘湘进军湖北，26日蒋桂战争爆发，29日刘湘通电讨伐桂系，派唐式遵师进向宜昌，讨伐武汉的桂军。4月18日杨森等同盟军又对刘湘、刘文辉开战，刘湘再次击败杨森。4月26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5月19日，刘湘、刘文辉与同盟军李家钰等战事又起，6月8日刘湘击败同盟军李家钰等。10月10日宋哲元领西北军反蒋，29日刘湘电南京，表示服从中央，响应讨逆，谓“当激励官兵，奋志驰驱，仰副肃清叛逆之意”。12月24日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再度进攻刘湘，被刘湘击败。

　　1930年3月4日刘湘通电拥护中央，4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湘坐镇重庆保持中立，密派师长唐式遵参加李家钰、罗泽洲、杨森三人于广安天池举行会议，分化刘文辉。6月24日又派刘佛澄、王海平拉拢杨森。7月派独立第二旅旅长郭勋祺率四个团出兵湖北，进驻沙市防吕超。8月26日，赖心辉在宜昌被刘湘部扣留。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参加中原大战，22日刘湘通电响应张学良。10月任川康绥靖总司令兼第四路总指挥。1931年1月1日国府授勋于刘湘。1月刘湘支援杨森、罗泽洲进占广安、渠县。2月24日国务会议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3月20日，邓锡侯与李家钰冲突，李部退出简阳，30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自重庆出兵助李家钰等抗邓锡侯，31日通电实力制止川战，前队占璧山，4月1日所部三个师进占合川，驱走邓锡侯部陈书农师，陈退走依附刘文辉，4月7日刘湘、刘文辉合作调解，邓锡侯、李家钰之战停止。5月7日刘湘、刘文辉通电斥广州事变，23日刘文辉自成都到重庆，与刘湘商川省善后，二人矛盾已然产生。6月15日被国民党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8日刘湘派兵出川，增防鄂西。7月18日石友三在顺德发动叛乱，22日刘湘等宣布声讨石友三。1931年上半年，刘湘以道士刘从云（人称“刘神仙”）的模范队九个营为基干，组建了模范师，还致力发展海军、空军，时人谓刘湘拥有陆、海、空、神四大兵种。

　　1932年6月4日，军事委员会发表刘湘为第七路军总指挥兼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至此刘湘的防区近三十个县市，并占有鄂西防地，辖有兵力六个师、川东边防三路司令和机枪、工兵、空、海军司令等。9月26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省主席刘文辉交恶，形势紧张，刘文辉为肃清后方，乘刘湘迟迟之际集结兵力于成都，准备先解决田颂尧部再和刘湘决战。10月1日川战爆发，第二十八军十二师罗泽洲与刘文辉两军在武胜接触，6日李家钰、罗泽洲进攻顺庆，为刘文辉军所败。10日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围攻成都近郊邓锡侯、田颂尧，13日刘湘部将领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电京责难刘文辉。18日刘湘大军集中荣昌，以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为各路总指挥，20日刘文辉军自顺庆退遂宁。21日四川各将领电京，请免刘文辉职，公推刘湘为川康绥靖总司令，田颂尧为副司令，并推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湘为四路总指挥，23日刘湘通电“主弭战救国”，指责刘文辉反复无常。24日刘湘部猛攻刘文辉军于江津永川，四川爆发规模空前的“二刘之战”，28日川北将领李家钰、罗泽洲推杨森为总指挥，进抵遂宁，也向简阳之刘文辉部进攻。11月7日刘湘部猛攻泸州内江，并派飞机轰炸，黔军助刘湘攻占纳溪，13日刘湘与刘文辉在富顺又开战。19日刘湘派飞机轰炸泸州刘文辉军，21日刘湘部攻占泸州，22日成都战事停止，25日刘湘军进抵叙州，刘文辉部集中嘉定、仁寿，26日刘湘下令停止进攻。12月4日刘湘军分路进向成都，与刘文辉军战于仁寿，10日两部主力激战于仁寿、井研。12月12日“废止内战大同盟”电请讨伐刘湘。21日两军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注9），23日刘文辉军自成都退向嘉定、眉山、夹江，29日刘湘、田颂尧等会议于内江，31日刘湘等在四川内江会议，决设善后委员会，令刘文辉部退往西康。

　　1933年1月1日刘文辉又向成都反攻，川战再起，3日刘湘对刘文辉下攻击令。1月7日刘文辉战败通电辞职，8日刘湘通电结束四川战事，14日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战事结束。5月14日刘文辉和邓锡侯争夺税权开战，邓向刘湘求救，23日刘文辉军占崇宁，田颂尧自川北派兵援邓锡侯，刘湘决武装调停。6月1日行政院通过整理四川军事政治案。6月26日，刘湘与杨森、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联名通电，制止刘、邓战事。7月1日四川战事又起，刘文辉、邓锡侯两军在荣县、威远、毗河接触，4日安川战役开始，刘湘派兵五路助邓锡侯，刘文辉与刘湘、邓锡侯相持于资阳、仁寿间。6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电告中央，以大部兵力会同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各军“进剿赤匪”，以一部西上制止刘文辉、邓锡侯之争，7日被派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为彻底消灭刘文辉，刘湘提出“先安川后剿赤”的口号。8日刘文辉因刘湘、邓锡侯两军之压迫，退出成都，移往嘉定、新津、眉山，并电中央辞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职，13日刘湘、刘文辉两军相持于彭山、嘉定、岷江沿岸。19日刘湘自隆昌赴成都，21日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8月3日，刘湘、刘文辉两军激战于眉山嘉定一带，13日刘湘、邓锡侯、李家钰各军对刘文辉军总攻，渡过岷江，15日刘文辉军溃退，刘湘电蒋介石，岷江军事结束即回师“剿赤”。18日刘湘军进占名山，刘文辉在雅安通电，“驰赴西康，致力国防”。9月6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二刘之战”至此终，刘湘在历次军阀混战中逐渐统一四川，成为“四川王”。

　　六路围攻

　　1933年9月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27日何成浚自汉口飞四川，与刘湘商“剿共”军事。10月4日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集中全力与红四方面军作战，11月5日第五路王陵基、范绍增部败红军于绥定，克木瓜场。11月19日四川“剿匪军”分路进攻，杨森克营山之周口，红军西占昭化之笔架山，23日杨森占领营山，12月2日王陵基与红军在绥定、宣汉激战。8日刘湘令封锁川北共区，10日四川“剿匪军”总攻，杨森占新店场，17日王陵基占领宣汉，18日范绍曾师克绥定，31日田颂尧部克仪陇。12月22日红军第三军（第二军团）贺龙部占四川黔江，次年元旦被刘湘之第五师陈万仞收复。1934年1月11日四川“剿匪军”克昭化剑阁，31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2月9日，四川“剿匪军”杨森、李家钰攻占巴中、南江。13日红军徐向前、张国焘败剿匪军王陵基部于楼门口，旅长郝耀廷被击毙。2月21日，四川“剿匪军”六路开始二次总攻（六路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俊），3月18日田颂尧、罗泽洲克巴中，第二期“进剿”告一段落。4月川军继续发动第三期“进剿”，与红军作战，双方伤亡均大。5月中旬，刘湘在成都召开所谓第三次“剿匪”会议，示意各军阀公推刘从云为四川“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进驻南充指挥各军。6月12日，四川“剿匪军”“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自成都到顺庆就职，22日刘从云开始下令总攻，开始第四期“进剿”。7月11日刘从云再下总攻令，第一路攻两河口，第二三路攻通江之汉城，第四路攻竹峪关，第五六路攻万源，均无进展，22日川军进攻万源，守军为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许世友，川军连番进攻，历经血战，均被击退。8月10日，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大破第六路汪铸龙于四川万源青龙关，11日红军徐向前（第四军）何畏（第九军）向剿匪军第五路唐式遵部发起反击，16日红军大破第五路之杨国桢、刘先榆旅于万源宣汉间，第五路损失三分之一，17日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以各路失利，电请刘湘令暂取守势，21日第五路左翼败退渠县三汇，后退约四百里。8月23日，刘湘因军事失利通电辞“四川剿匪总司令兼善后督办”职，离成都返重庆，前方军事委员长刘从云亦辞。28日徐向前红军自通江进击，败第三路李家钰、第四路杨森。9月1日四川绅耆请中央派军入川“协剿”，并慰留刘湘，蒋介石也致电慰留，7日刘湘经各方挽留打销辞意，8日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在野之身，权支危局”。9月7日徐向前等向巴中江口之李家钰、杨森防线猛攻，第三路副指挥罗泽洲放弃巴中，9日徐向前转兵进攻第二路田颂尧部，李炜如师溃走。11日刘湘在蒋介石电催下自重庆到万县，即赴开江布置军事。12日第二路田颂尧部败退阆中苍溪，旅长曾起戎及团长四人战死，14日刘湘到开江前线督师，调王缵绪师增防，15日旅（南）京川人请派军入川“剿匪”，并督促刘湘负责。18日蒋介石电刘湘，令“各路剿匪军推进，不再有局部撤退”，23日蒋介石促令刘湘早日复职。25日第五路唐式遵部开始进击，略有进展。29日蒋介石电刘湘指示四川”剿匪“军事，并将捏报战情、望风奔逃的新编第二十二师长罗泽洲撤职查办。10月8日刘湘自重庆抵成都，19日在成都召开”剿匪“军事会议，蒋介石拨给子弹二百万发，22日刘湘正式复职，继续主持“剿匪”军事。

　　北守南攻

　　1933年11月13日刘湘奉召自重庆东下（第一次出川），16日刘湘自重庆到汉口，20日到南京见蒋介石，请派兵入川共同防守，连日与孔祥熙商四川财政问题，30日自南京到上海，12月1日赴杭州，4日自上海回抵南京，10日离南京返四川，18日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9日回抵重庆，25日奉蒋介石令派兵援黔，沿乌江布防，对红军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他说碉堡战术太呆板，要和机动部队相配合，要推出去打。

　　1935年1月6日，刘湘奉令派三个师入贵州，前队抵綦江，阻止长征的中央红军，10日蒋介石又令刘湘进兵贵州，12日行营驻川参谋团由贺国光率领到重庆，以追击红军为由，从此中央势力进入四川。16日刘湘到泸州布防，即返重庆，“四川剿匪总司令部”自成都移设重庆。19日红军进至川南永宁河，与川军激战。20日刘湘发行公债一万二千万元。21日川北红军徐向前自苍溪强渡嘉陵江，29日徐向前部围攻川北广元，川北“剿匪军”六路出击。2月3日红军第四方面军退出万源。4日刘湘到泸州，6日回重庆，9日兼四川省保安司令，10日四川新省政府成立，主席刘湘发表治川政见，20日蒋介石嘉奖四川将领打破防区交还政权，令克日移交。2月6日徐向前部放弃川北仪陇退集南江，11日徐向前自川北入陕南。3月2日蒋介石自汉口飞抵重庆，整理川政，指挥“剿匪”，4日蒋在重庆讲演，三年之内，四川“必可成为革命中心及复兴国家之基础”，15日严禁四川将领干政，17日严禁川军将领苛敛勒征，压迫民众，24日蒋介石飞离重庆。

　　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任刘湘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5月3日红军开始渡金沙江，8日红军大部分自云南元谋、武定、禄劝渡过金沙江，北入四川，9日红军第一军团围攻四川会理。18日红一军团自四川会理占德昌，20日刘湘自重庆到成都，布置“剿匪”军事，中央军薛岳、周浑元追入四川。24日红军朱德、刘伯承自安坨坝安顺场越大渡河进向泸定，26日蒋介石自重庆到成都，29日红军占领泸定桥。6月2日红军自泸定金汤趋汉源，为刘文辉、杨森军所阻，北走荥经，11日红军占川边丹巴，川军收复芦山，12日红军第一方面军越过川边夹金山，16日红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于川边懋功之达维，29日红军北走，杨森部收复懋功。7月11日蒋介石命刘湘、刘文辉、李韫珩等部守备双流、雅安、康定封锁线，中央军薛岳部开赴四川绵阳。7月13日四川省政府自重庆移至成都，15日中央核定四川军队缩减一百团（原三百馀团），限九月底整编完竣，年省军费二千万元。

　　百丈决战

　　1935年8月28日，红军右路张国焘率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折而南下，转战于川边，刘湘认为红军是欲在山区建立根据地，于是筑碉防堵，企图把红军封锁在山区。10月29日刘湘自成都到灌县，布置“剿匪”军事，中央军薛岳也入川“围剿”，刘湘精心布置的芦山、天全的“防御战”被红军攻破。11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设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直接对四川各军发号施令，积极插手四川。11月18日，刘湘部克蒲江名山间之夹山关、黑竹关，19日第四师克百丈关，川军控制了四川战略要点，基本上堵住了红军的东进，刘湘极得意。11月20日刘湘到平落坝督师，召集将领训话，下令反攻，并发出手令，重申奖惩。11月24日开始总攻，各师展开主力，扎稳阵脚，红四方面军在各军围攻下遭遇挫折，南下计划失败，刘湘、邓锡侯、孙震、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部川军约一百七十团分驻名山、邛崃、灌县、洪雅、雅安、清溪之线，与红军对峙。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21日又任四川省主席，对四川的交通、工业、文化、教育比较重视，抵制蒋介石对川军的分化和拉拢。

　　川康整军

　　1936年2月11日，薛岳部第一纵队吴奇伟、第二纵队周浑元开始向川西天全芦山之红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部攻击，川军并未出动。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传刘湘与两粤勾通，11日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到成都，晤刘湘，12日刘湘电劝粤桂退兵，27日顾祝同到成都，晤刘湘。7月9日给予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13日被任命为国防会议委员。8月12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四川建设公债三千万元。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殴毙日人渡边洸三郎、深川经二，另二人受伤，26日行政院电令四川省府主席刘湘，查办成都事件负责人员，刘湘暗中保护爱国群众。9月1日，日大使馆书记官松村堂树、重庆领事糟谷廉二、陆军中佐渡左近、海军中佐中津成基晤四川主席刘湘，谈成都事件。10月30日顾祝同到成都晤刘湘（时川谣甚盛）。11月19日国府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剿匪”司令部均撤销，另成立川康绥靖公署，特任刘湘为主任。12月8日国民政府任刘湘为第六路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统四川各军。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3日张学良致电刘湘，说明扣押蒋介石起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要求予以支持，14日刘湘通电拥护中央，19日刘湘电何应钦、孔祥熙、顾祝同，已电劝张学良“速求政治解决，恢复蒋之自由”，25日蒋介石被释放，26日回西安，27日刘湘等电蒋介石表示慰问。

　　1937年1月11日，刘湘电何应钦请和平解决陕事，15日刘湘二次通电主和平解决陕事，18日刘湘三次通电主和平解决西安问题，21日何应钦派何辑五自南京到成都晤刘湘，28日刘湘电请蒋委员长返京主持大计。3月初，四川盛传刘湘将有反蒋军事行动，4日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宴各长官辟谣，并令拆除城外工事，18日贺国光偕刘湘的代表邓汉祥到南京，商洽川局，解释谣诼，26日刘湘谈话谓“川谣不足凭信”，29日电请何应钦、张群入川，31日实业部长吴鼎昌自京到成都，与刘湘商洽川事。4月6日，南京财政部拨四川赈灾(旱灾饥荒)款公债一百万元。4月14日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到成都，与刘湘商川事六方案，表示“愿将军政军令交还中央，并愿将川军一律国军化”。5月18日重庆绅耆谒四川主席刘湘，询问谣言，刘谓“绝对拥护中央”，努力救灾，19日驻华日本武官喜多诚一自云南到成都，晤刘湘，20日刘湘发表谈话，解释川事，拥护中央，据传刘湘扣留四川赈款，财政部去电查询，21日刘湘之代表刘航琛到南京，解释川事，25日行政院通过四川省赈灾公债一千二百万元，刘湘电京接受整军方案。6月4日刘航琛到庐山见蒋介石，8日川康军整理方案在庐山商妥，12日刘湘代表卢作孚（四川建设厅长）到庐山，商洽川政及整军事宜，14日四川省政府委员关吉玉携蒋手函回成都，向刘湘报告，15日刘航琛到成都，向刘湘报告川康整军问题，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川康军整理方案十一条电达川康绥靖主任刘湘，军队直隶中央统一经理，25日刘湘电蒋介石及何应钦表示同意整军方案，29日行政院决议刘湘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7月5日何应钦及顾祝同到重庆，刘湘及各军长亦到，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闭幕，10日刘湘通电请缨，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7 月25 日刘湘令直辖各军、师长，于三日内驰返原防，遵令整军。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了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8月20日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辖九个军，26日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8 月29 日川康各军整编完竣，重庆行营组织点验委员会，派夏斗寅为主任，派员出发点验。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10月26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他是刘湘的主要谋士）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1937年11月9日刘湘自成都飞抵汉口，11日到南京，14日中央改调川军刘湘部分自汉口、河南东开。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办公，刘湘立即发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下令所部各军、师堵击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重点保持于广德、泗安方面。11月23日，刘湘胃病突然复发，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经抢救苏醒。12月3日，川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辖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辖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12月13日南京沦陷，第七战区所辖地境被敌占领，各军亦转进至皖赣，该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2月30日，蒋介石训令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刘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很失落。

　　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月2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恤，追赠刘湘陆军一级上将，各界纷纷悼念，2月14日颁令准予国葬。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了极隆重的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文革期间，刘湘墓曾被造反派砸开，开棺暴尸。八十年代中期，刘湘墓得重修，但尸骨已不可复寻。

　　

　　抗战八年，共有40余万川军出川抗战，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几乎参加了抗战中的所有大型战役，数十万人战死沙场。但其装备、补给乃至医疗条件，比中央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军队要差得多。

　　一、为避免其嫡系部队遭裁减，且为民族前途计，刘湘积极申请出川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何应钦正奉命在川康整军，裁减川军。一者，为避免其嫡系部队被裁减；二者，为抗日之民族大计，刘湘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川杀敌。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在南京筹备召开国防会议。刘湘发言明确反对蒋介石以消灭地方势力为目的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公开宣布：“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为调川军出川作战，刘湘召集高级幕僚筹商多日，决定将川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由刘湘统一指挥：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辖41、45、47三个军（均非刘系部队）；第23集团军，司令刘湘自兼，以唐式遵为副司令，辖21、23两个军和三个独立旅〔全属刘湘嫡系）。为避免川军被分散瓦解，出川前刘湘向蒋介石提出三点要求：“不分割川军建制，并由自己整个的统一指挥；各留三分之一的部队驻守原防；对出川抗战部队的装备、武器要作必需的补充。”蒋一一承诺。因为担心“我的部队已大半开赴前方，我自己不去看照，恐将会被蒋慢慢吃光”，刘湘胃肠病此时虽已很严重，但仍然坚持亲赴前线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刘湘还特别叮咛邓、孙：“川军出去，一定不让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军和全集团军集中才渡河；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

　　二、川军出川后即被分散处置，出川前所承诺的武器、装备也未能到位。但事情并不如刘湘所愿，川军出川后迅速被打散：41、45军调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李家钰的第47军调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杨森的第20军则调往淞沪战场。刘湘的“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刘湘出川前所要求的武器、装备补充，也未能到位。据时任第22集团军第41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胡临聪回忆，当时川军装备极差：“当时各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极为低劣简陋，所有步枪十分之八为川造，十分之二为汉阳造，更因使用已久，质量太差，以致大部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搬不开枪机，有的枪上连刺刀也没有。至于轻重机枪，其数极微，每师多则十余挺，少则数挺而已。火炮方面，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野炮一门都没有。装备方面，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短裤），绑腿一双，既窄且短的单被一床，小竹席一张，雨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其所赴之地，则系气候多寒的黄河附近地区，真是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5-678）而川军薪晌待遇仅及“中央军”的一半。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蒋介石曾承诺到西安后就给川军补充物资，因此川军“有个别的旅团长以为中央已答应配换和补充武器，就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提留起来，作为自己失败后‘重起炉灶’的后路；更有拿废枪换好枪，迳自私运回家，以致一连之中，仅有一两只枪打得响者。至于机关枪一项，一个团或一个旅才有两三挺；手榴弹每兵只有三四颗；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还是靠‘背插一把大砍刀’，一切作战配属都没有（如医药、救护、兵站、补给……）。”（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然而当川军到达西安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并让他们找阎锡山。阎锡山则推诿说：因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所以在太原实无办法，拒绝补充。结果仅送了山西造的轻机枪20挺给第41军作为礼物了事。

　　三、川军在山西被零星分割成以营为单位投入战场，后勤不足伤兵被大量遗弃在战场。川军第22集团军进入山西后的情况，与刘湘设想的“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完全不同。川军“搭乘同蒲路的火车（窄轨），其装载情况与陇海路完全两样。原来一列车（准轨）至少可以装载一个团以上的兵力，现在一个团就须分两列车来载运，遂使部队刚一进人战场，就被零星分割为以营为单位了。由于日军猛扑晋东，娘子关方面吃紧。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兹急不暇择，就把一个还在行军纵列中的第四十一军，拿来分割逐次使用。”（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加上“当时各军师连作战地区的军用地图也没有一张，通信器材亦极缺乏……敌从何来、番号是什么、兵力有多少，有没有配合作战的部队，归谁指挥等，都不清楚。”（《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5-678）致使川军不但对敌我态势不明，就是自己所属部队的位置和行动也不明白。加上川军武器装备与日军相差实在太大，因此战场形势一片混乱。混乱的程度从第124师第370旅第739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团部和第一营（营长蔡征）搭乘的列车，半夜到达榆次，就又被拦着给予作战任务……此时团的另外两个营，还阻滞在下一趟北开的列车中。团部除了一部有线电话机外，什么通信器材也没有，向上级请示不可能。……吕团长即率团部和第一营占领阵地，连夜赶筑急造工事。由于士兵随身携带的工作器具太少、太劣，而这一带地质又是土少石多，官兵们虽然挖了一个通宵，工事还是不够使用条件。凌晨八点左右……敌人的炮击开始了。待到敌兵冲近我方阵地时，我们即靠手榴弹的威力打击敌人。但我位置一暴露，又成敌炮火的集射目标。两个钟头后，前线的官兵就冒着敌机的轰袭，退下来了！”（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

　　更悲惨的是，由于后勤不足，川军的死伤士兵无法得到救治，甚至粮食都成问题：“第41军虽然参加了晋东的几次战斗，只因各师、旅、团，都是以平常行军的态势，进人战场，都没有配属战时卫生部队（如绷带所、担架队……），故在战斗中，凡负轻伤、能行动者，就血淋淋地自个儿往后走；凡重伤、或轻伤而不能行动者，多遗弃阵地、或留置阵地后方的临时收容所，任敌杀戮，弃尸于野，只有待敌去后，靠当地人民出面掩埋尸体。……又如第三七二旅在平定的西郊附近作战时，先将辎重（官兵的随身被盖卷等等）放于平定，战斗中负伤的官兵，即送入城内。由于城里军民已逃避一空，伤兵无人接运，只好满城搁置。晚间全旅撤退，数百名重伤官兵，见被遗弃，齐声痛呼：‘唉！连长！营长！团长！旅长！我们都是四川人啊，跟着您走了这么远，就忍心把我们这样丢下吗）？’‘唉！弟兄们！我们是同着来打国战的哟！带了伤，就不管了吗？’‘天呀！打国战就这样打的呀！”泪随声迸，凄厉难闻！其中有的恐落人敌手，于部队去后就急寻自尽的。当时在行进队伍中的士兵们，睹景生情，边走边哭，甚有痛哭失声者，也有义愤填膺，大骂；‘狗日的xxx，这一下好吃空缺了！’翌日敌军入城，还是见人一刺刀，屠杀尽净。还有一件事：因为部队没有配属兵站，一入战场就缺粮食，官兵生活虽靠当地人民支持，但亦类于征发，因而影响军纪甚大。长途行军连餐不得食，弄得官兵饥疲不堪。据第七三一团副团长张则荪说：‘我在转进时，硬是饿得住，过榆次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连冷豆腐也得不到一块了。’”（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但阎锡山在总结战役时，却屡屡指责川军作战不力、军纪太坏，闭口不谈川军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四、川军在淞沪，杨森的第20军以劣势装备打出异常惨烈的好成绩。1937年9月，川军第20军在杨森的率领下开赴上海参战。该军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装备也最差。据何聘儒回忆：第20军26师装备是“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但就是以如此装备，26师成为淞沪战役中战绩最优的五个师之一，此足以显示川军之英勇。该师官兵在淞沪战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10月15日，八0四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

　　20军的其他部队的战斗同样惨烈，据第20军第124师第805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回忆说：“当然我团的伤亡也很大。说来真是骇人听闻，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集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作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名官兵，其中很多还是轻伤未离队的。”（胡忆初《川军第一三四师在南翔战斗中》，《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530）

　　五、川军在台儿庄，李宗仁说“若无（川军）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正者无敌》剧中最后一仗，是为台儿庄大捷赢得战机的川军滕县保卫战。此战的重要性可从李宗仁的评价中看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此战之惨烈，剧中已予以充分展现，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进攻滕县的“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李宗仁语）。而一入晋便兵败如山倒的川军第22集团军面对比之前更强的敌人却能在保卫滕县中一战成名，据李宗仁的理解，这是他摒弃门户之见的效果：“川军方抵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川军立足未稳，便被冲散，随大军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败兵之际，士兵强买强卖皆所难免。阎锡山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我便立刻告诉白崇禧：‘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我问邓锡侯、孙震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困难要我代为解决的。邓、孙异口同声说，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我乃立刻电呈军委会，旋即拨给新枪500枝，每军各得250枝。我又于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两军补充。……大军出发前，我并亲临训话。举出诸葛武侯统率川军北抗司马懿的英勇故事，希望大家效法先贤，杀敌报国。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李宗仁《光辉的序幕战》，《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

　　川军此次战斗的武器装备有很大改善，据张宣武回忆说：“这天夜里从临城开来一列军车，装有粮、弹。特别是手榴弹很充足，它成为守城战斗中最得力的武器，东关和城墙上的守兵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每箱50颗）。”（张宣武《悲壮之役亲历记》）另外，滕县老百姓也积极配合川军守城，“当敌军围城之口，民众自动协助军队抬沙、挖壕，在猛烈敌火之下，帮助军队运送伤员，故民众伤亡亦不在少数。尤可感者，当敌军完全占领县城以后，一部零星官兵无法突围，都化妆潜伏居民家中，俟敌军搜索完了再设法护送归队。王铭章遗尸城郊，由民众私下掩埋并暗立标记，后闻我军在徐州收容，又于夜间挖出，间道抬到徐州……民气之激昂，与对真能抗战者之爱戴可见一斑。”（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4师参谋长何仲伟《第四十一军参加徐州会战的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740-742）“第一二二师三六四旅旅部少校副官鲁福庆，于18日上午在城内巷战为敌所俘，日寇把他和其他被俘的官兵二三十人，一齐拉到西南城墙外的沙滩上，当活靶用刺刀练习劈刺，把他们戳死。入暮之后，附近的老乡们前往收尸掩埋时，发现鲁福庆尚有一丝气息，就悄悄地抬到村子里隐藏起来，为他治疗创伤。一二七师陈离师长负伤后，也是多亏当地的老乡们予以掩护和护送始得脱险。”（张宣武《悲壮之役亲历记》，《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

　　六、战争后期，川军自认杂牌队伍是配角，抗战积极性消磨殆尽。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川军失去主心骨，后逐渐被拆分，然后边缘化，无论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还是奖惩，更无法与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相比。抗战中后期，川军的抗战热情也被中国军队内部的这种不公消磨殆尽，消极情绪开始滋生，在后期的大型战役中川军表现平平，远不如初期出色。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抗战初期，李家钰的47军颇具战斗力，特别是东阳关之战和固守长治城战时表现不俗。然而，据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张仲雷回忆，到了抗战后期，李家钰对抗战变得消极：“一九四四年春的豫中会战中，李家钰集合总部及第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开会说：‘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李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1942年秋，陈铁曾对李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摘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过后，李就拿陈这段话随时向部下军、师长谈，认定自己是一个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张仲雷《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82）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致使其不愿采纳部下多个主动阻击的策略，最后在战败西逃过程中被伪装成百姓的日军击中，当场殒命。

　　七、八年抗战，总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战，为国捐躯者26.3万余人。八年抗战中，川军除第22、23集团军外，还有两批川军出川抗战，分别是：第29集团军王攒绪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6集团军李家钰总司令辖两个军和李宗鉴旅长的独立第35旅。抗战八年，出川抗战的川军在40万人以上（不包括以后各部队自行补充数）。川军三期出兵抗战，参加了正面战场上几乎全部大的会战。川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3万多人，负伤35.6万多人，失踪2.6万多人。

　　

　　1938年，刘湘在汉口病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恤，追赠刘湘陆军一级上将，各界纷纷悼念，并颁令准予国葬。刘湘作为一个旧军阀，在四川的军阀中脱颖而出，多年的混战本给四川人民带来沉痛的灾难，本不足道哉！然而刘湘主动请缨出川抗战的事迹，且临死之前留下‘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激励全川将士抗战到底的话，笔者不能不为动容，料想每个四川人，乃至每个中国人都应以之为骄傲！刘湘在民国史上比之段祺瑞、曹锟、阎锡山、韩复渠、盛世才、宋哲元等军阀，可能不算太出名，然而在国难当头，刘湘如此之事迹，中国人都应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