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广西桂林临桂区人。著名抗日英雄，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他是北伐战争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北伐前致力两广统一，奠定北伐的基础，促成北伐。“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偕夫人郭德洁于1965年7月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欢迎，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其代表作品有《李宗仁回忆录》。

　　

　　早年就读于临桂县（今临桂区）立两等小学，1906年底到1907年春，在桂林城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当学徒。

　　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1911年毕业。

　　1910年10月，加入同盟会。

　　1912年，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1913年秋），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

　　1916年5月，任滇军第四师第三十四团排长。后转入桂系陆荣廷部，任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第7旅13团排长、连长、帮办营长、帮统，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粤桂战争。

　　1921年，任少校营长的李宗仁争取十多个连队和他一起退到六万大山的玉林地区，整军经武，伺机而动。他先后将所部改称“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广西自治军第二军”，并自任司令（1921年-1922年），防区逐步扩大到七个县。后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1922年-1923年）、北京政府桂林镇守使（1923年5月1923年11月）、北京政府“定桂军”总指挥（1923年11月-1924年）

　　1923年，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立联系。1923年10月，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4年，联合黄绍竑、白崇禧等部，成立“定桂讨贼联军”，任总指挥。1924年9月，击败桂系军阀陆荣廷部。1924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1924年12月-1926年）。

　　1925年7月，又击败沈鸿英，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统一广西后，任国民党广西省党务特派员和广西省第一届省党部监察委员。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1月-1929年3月）。1926年3月，广西军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1926年3月-1926年8月），黄绍竑任党代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9月21日-1928年）。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负责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即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926年5月，南宁分校正式成立，派所部第七军第二旅旅长俞作柏兼任校长。

　　1926年7月，率第七军二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他北伐前致力两广统一，奠定北伐的基础，终于促成北伐。在北伐时期，还兼任过左翼军指挥官、江左军总指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3月-1929年3月）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7年4月，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

　　1927年5月，李宗仁是广西省政府委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统辖五个军又一个独立师。1927年8月，和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并由他们三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接着，指挥龙潭战役，消灭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部队。1927年9月任（国民政府）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1927年9月-1927年12月），1927年10月任西征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西征武汉，击败唐生智。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1928年4月—1929年）、主席，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1928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4月，任国民革民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期间，还任（国民政府）禁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1928年-1929年）、（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委员（1928年8月29日-1929年3月4日）、（国民政府）财政监理委员会委员。

　　1929年，回到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励精图治建设广西。他们发展教育，惩治土豪劣绅，对行政官员进行严格约束。

　　1929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29年1月—1929年3月）、（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主任（1929年1月—1929年2月）、（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年-193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31日-1930年7月5日）。1929年，还任（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

　　1929年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结果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

　　1929年秋，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此后，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4月，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1930年7月，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

　　1931年5月，李宗仁又联合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1931年11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2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32年-1935年）、（国民政府）中央政府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1932年4月，李宗仁任南宁绥靖公署主任，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维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

　　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35年11月，李宗仁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年12月，任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

　　1936年，李宗仁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并发表《焦土抗战论》，指出 “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1936年6月，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1936年7月，桂系军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五路军，李宗仁被任命为总指挥。

　　1937年2月-1937年8月，任第五路军总司令。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0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8月-1938年），驻节徐州。

　　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至5月，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2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38年2月-1938年9月）、保安司令。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1938年6月10日，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4月至5月参加随枣会战。

　　1941年1月至2月参加豫南会战。

　　1943年9月调离第五战区，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45年1月-1946年7月，李宗仁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支持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参与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期间（1945年2月-1945年9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

　　1946年7月-1949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北平行辕主任。

　　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宣布下野。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此后，先后退到桂林、广州，继续组织国民党军队进行顽抗。

　　1949年6月-1950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1949年7月16日-1950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大部被歼，李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摧毁。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李宗仁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十六年流亡生涯。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

　　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

　　1965年7月20日，冲破重重险阻，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作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1969年1月30日，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1969年1月30日因肺炎在北京逝世。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一生的事业中最完备的记录，也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是其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文记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单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作者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能以这种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

　　

　　1963年夏，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采访时坦言：“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1964年2月，中法建交。李宗仁于2月12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效法戴高乐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期奠定东亚和平。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来年李宗仁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质的转变，由长期坚持反共立场转到心系祖国，渴望祖国统一富强。促使他转变思想的原因，一是他内心固有的爱国情感，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百业兴旺，前途一片光明。当年1月，周恩来在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鼓励海外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和统一作出贡献。2月，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居住在香港的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先生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回到首都北京，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周恩来对程思远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祖国发展的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谈到李宗仁时，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怀着兴奋的心情把回国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并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这在李宗仁的内心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1957年秋，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去美国留学，每逢周末，她都到李宗仁家做客。见到自己旧部的女儿，李宗仁十分愉快。他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不久，李又写信给程说他保存着一些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实际上是在试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当程思远1959年国庆期间第二次到北京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几年来李宗仁的动态。周恩来说：“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叶落归根的意愿，希望他到欧洲先同你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1960年秋，李宗仁为对欧洲之行进行部署，特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和程思远商量。为了摆脱美蒋特务的盯梢，商定会面的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经过长期的商量与筹划，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深谋远虑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弄得筋疲力尽，并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动。到了苏黎世，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去了。这时，程思远赶来与李宗仁会晤。两人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毕竟十四年没见面了。两人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坐下，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李宗仁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程思远向他转达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国。1965年3月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于是开始筹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工作。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三个月。他对外界说是因为夫人郭德洁有病，已不能做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瑞士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移民局知道他两年前去过欧洲，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很快为他办了签证手续。

　　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23日，郭德洁处理完余下的事情后，也飞抵瑞士。这将是他们回国的第一程。程思远接到李赴欧的电报后，第五次上北京听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向他传达周恩来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作的具体指示（当时周在非洲访问）。

　　6月28日，程思远到了苏黎世，与李宗仁夫妇会合。为了不致暴露目标，他们住在郊区。但是嗅觉灵敏的美蒋特务还是探知了李宗仁的意图。他们派人拿着白崇禧发给李宗仁的劝其“保全晚节”的电报，到苏黎世阻止李宗仁回国。倘若劝阻不成，不惜采用暗杀的故伎。李宗仁原打算等次子李志圣赶到后一起回国，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飞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这样，台湾来人就没有遇到李宗仁。蒋介石又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暗杀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大使馆与巴基斯坦官方联系，得到巴总统的支持。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了。

　　在李宗仁到达卡拉奇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香港《快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彩色标题新闻《李宗仁将返大陆》。

　　7月17日夜，在巴方的密切配合下，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和程思远，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的头等舱全部包下来，零时13分，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在夜色中向中国的领空飞去……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中华民国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共党政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中华民国代总统，两位历史人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统战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李宗仁、白崇禧同属桂系三雄。另一位是黄绍竑。

　　桂系军阀李宗仁是桂系三雄中的第一位，他是国民党的一位一级上将，著名爱国将领。其于1930年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发动反蒋战役——中原大战。1936年又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1940年指挥国民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胜利的转折点——台儿庄战役。1947年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后任代总统，蒋介石逃到到台湾时，李宗仁就立即来到美国，直到1965年，回到中国大陆。1969年不幸病死在首都北京，享年78岁。

　　白崇禧因与李宗仁是同学而和李宗仁结下深厚友谊，国民党一级上将，白崇禧绰号小诸葛，是新桂系二把手，其又与李宗仁和称李白，在新桂系时代担任新桂系的国防部部长。解放之后与李宗仁一起赴美国。李宗仁于1965年来到中国大陆，而白崇禧则来到台湾。白崇禧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于1966年抑郁而死(另说是被蒋介石所杀），享年73岁。

　　

　　李宗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关键的“福将”。福将之“福”，一是他个人历经战场炮火和政坛暗箭，屡次大难不死；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李宗仁及其代表的桂系，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力量，几乎总是能有意无意地做出明智抉择。他的抉择虽然有的出于派系斗争，有的是迫于时势无可奈何，但终究顺应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国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为自己留下“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身后评价。

　　曾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认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他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没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周恩来评价李宗仁一生做过两件好事：一件是台儿庄，一件是回归祖国。

　　毛泽东评李宗仁：“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