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

　　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1925年8月20日）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近代民主革命家。生于美国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1893年回国。1902年留学日本，先入读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在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毕业。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广东任都督总参议。1913年随孙中山逃亡日本。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之后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参加护法运动；并在国民党刊物内发表文章，赞扬十月革命。1921年孙中山到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廖为财政部次长。之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1925年8月20日在设于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今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被暴徒杀害，遗体先是暂厝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旁，1935年迁葬南京中山陵侧。

　　

　　1877年4月23日，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

　　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

　　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心西学。

　　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

　　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在广州市同福西路龙溪新街，坐落着一栋坐北朝南的青砖石脚二层小楼，它就是革命家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曾经的居所，“双清楼”所在地。

　　1897年，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新婚后，便与他的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夫妻二人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己的居所。

　　在简陋的新居里，这对不曾相识的夫妻逐渐相知、相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诞生，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而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

　　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1906年，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曾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後任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

　　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参加护法运动，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

　　1922年，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定北伐。而陈炯明却反对北伐，他对廖仲恺筹集北伐经费不仅处处刁难，还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准备阴谋叛乱。

　　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组成东、西两路军，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1923年2月，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省长。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著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判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

　　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在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1925年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杀害。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

　　

　　廖仲恺、何香凝这对革命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上共同生活了28个春秋，他们是夫妻，是同志，是战友。他们的爱情生活毫不浪漫，但他们的爱情却因志趣相投、情深意笃、患难与共而成为新型夫妇关系和新型家庭的楷模，广为世人称道、讴歌。

　　1897年l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他们两人的婚姻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所谓的“天足缘”。说起这段佳话，还得从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遗留给儿子的提亲条件，以及何香凝坚决反对裹足说起。原来，廖竹宾早年进入香港汇丰银行工作。1875年，旧金山汇丰银行分行正式开设，他担任该分行副经理的职务，由于旅居海外，饱尝欺凌、歧视和剥削压迫，所以他非常热爱祖国。他虽远离祖国，仍然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国，他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感情和言行给廖仲恺以启蒙和熏陶，使他自小就萌发了爱国思想。廖竹宾是客家人的后代，一直未忘祖辈的习惯和乡规，根据客家人的规矩，加之亲历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他深知小脚女人在国外被人看不起。因此，他在1893年病故前留下遗嘱，希望儿子能回祖国成亲，而且必须讨个大脚女子做媳妇。廖仲恺含泪答应了父亲的临终要求。

　　可是，在19世纪末，中国依然保留着女子缠足的传统陋习，要想找一个与廖家门当户对的“大脚小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比廖仲恺小一岁多，又有一双大脚的何香凝，正好符合廖仲恺的择偶条件，通过媒人的说合，他们顺利地结成了夫妻。

　　何香凝的那双“天足”是靠自己顽强斗争才保住的。她出身于香港一个大地产商家庭，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她酷爱读书学习，从小就是“不缠足主义者”，她对那些以一双天足勇敢征战的太平军女战士非常敬佩，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决不缠足。家里人白天为她缠足，她晚上就用剪刀剪掉缠足布，剪刀被搜走后，她又设法买来一把新剪刀，藏在祭祀祖先的祭坛香炉下，等大家都睡觉以后，她再将缠足布剪掉，屡次如此，始终幕屈服。最后父母也只好网开一面，由她去了。

　　廖仲恺、何香凝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的产物，但他们却是旧式婚姻中幸福概率极低中的幸运者。他们婚后夫妻互敬互爱，情投意合，生活幸福、美满。他们居住在屋顶晒台上的一间斗室内，然面“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斗室既可以读书，又便于赏月，每当皓月当空，清风明月，他们不禁产生“人月双清”之感，因此，这间小屋被命名为“双清楼”。后来，廖仲恺将其诗集取名为《双清词草》，何香凝自称“双清楼主”并将其诗画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19世纪末，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廖仲恺竭力向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把目光转向日本。为了实现廖仲恺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何香凝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凑了3000多元，作为其出国的旅费和留学费用。

　　在日本，他们夫妇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他们的斗争生活，充满了无数感人事迹。1904年至1909年间，廖仲恺曾多次受孙中山指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为了革命需要，他总是欣然从命，毫不迟疑。他们在东京的寓所，是孙中山经党与革命党人集会和工作的场所兼通讯联络站。何香凝亲自担任联络和后勤工作，她为革命而“甘心忍受、乐之不倦”，孙中山亲切地称她为“奥马桑”。1905年同盟会成立，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接着，她又和黎仲实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会。1909年初，当廖仲恺又一次奉命潜赴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时，何香凝题诗相送：“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武昌起义以后，广东成立了军政府，廖仲恺任军政府财政司司长。这位专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广东为活动舞台，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活动。而何香凝则成为廖仲恺的贤内助，操持家务，教育子女，支持丈夫，将全部心血倾注到建设新生共和政权工作中。廖仲恺也为争取广东财政状况稳定与好转，为巩固和建设广东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弃家逃亡日本，同孙中山在日本会合。廖仲恺夫妇积极参加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和斗争。19l4年5月，他们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廖仲恺被选任为财政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权，挑起了中华革命党的理财重担，为筹款讨袁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8年6月，护法运动失败后，廖仲恺夫妇随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们并没有丧失革命斗志，而是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宣传工作，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的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之后，本部设立了党务、总务，财政三部，廖仲恺被指定担任财政部长，他和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多次在福建部署讨桂军事行动，敦促陈炯明部兴师返粤讨桂，并为之筹募军饷。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职)，挑起了为中华民国政府筹措军政经费、整顿广东金融的重担。他积极为粤军出师筹措军饷，从而保证了北伐的顺利出师，被人赞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

　　1922年夏天，廖仲恺在遭陈炯明囚禁并遭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写出了《留诀内子》七言诗两首与何香凝诀别，一云：“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二云：“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何香凝得知廖仲恺遭囚禁的消息后，抱病冒着暴雨，亲历险境，当面质问、痛斥陈炯明，迫使陈炯明释放了廖仲恺。

　　廖仲恺与何香凝都是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廖仲恺曾两次被派赴日本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并取得很大成功。他们还全力辅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拓国共合作的道路。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重托，一度任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挑起筹办军校的重担。黄埔军校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驻黄埔军校党代表，为建设与培养一支国民革命的新型军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获得了“黄埔的慈母”、“党军的慈母”的崇高赞誉。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先后任党、政、军等十余个部门的要职，何香凝则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并兼管广东省妇女运动。他俩忠实地执行三大革命政策，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广东省蓬勃开展。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践申，廖仲恺、何香凝对中国民主革命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形成比较正确的观点，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何香凝继续坚持孙中山生前制定的三大政策，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继承者，国民党左派旗帜。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和捍卫三大政策，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革命措施，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极端仇视。他们视廖仲恺为眼中钉，决定杀害廖仲恺。面对死亡的威胁，廖仲恺毫无畏惧，他对何香凝说：“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何香凝深为丈关的安危担忧，但她并没有阻止廖仲恺进行革命工作，只是要求与丈夫合拍一张照片。廖仲恺说：“为国民党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

　　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敌人暗杀，成为“努力奉行孙总理遗教而流血的第一人，终年48岁。

　　廖仲恺被刺逝世后，周恩来参加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并发表痛悼廖先生的文章。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安葬在广州沙河朱执信墓的左侧，为他送葬的有广州党、政、军官员及各界群众十几万人。1935年9月1日，廖仲恺的灵榇由广州运到南京安葬，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中山陵西侧。

　　廖仲恺的逝世，使何香凝悲痛万分，但她未被悲痛压倒，亲人的鲜血更加激励了她的革命意志。“哀思催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立志要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她坚定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自此，她更加坚定地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勤奋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怒斥蒋介石背弃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反革命行径，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她回广州专心打理仲恺农工学校的事务，并于1928年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又先后旅居伦敦、巴黎，过着读书、作画的清苦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回到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曾寄诗给黄埔学生出身的将领，鼓励他们：“追怀祖逖，莫辜负你雄心，速向倭奴痛击!”她给第五军救援十九路军的张治中寄去一信，附诗一首，并送去女褂子一件，要张治中转达黄埔学生的将领奋起抗战。其诗云：“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方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不久，何香凝又辗转香港、韶关、桂林、平乐等地。不论在何处，她都始终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为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积极贡献力量。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她坚决拒绝去重庆。1942年，蒋介石派人到桂林，给她送来100万元支票及请她去重庆的信，她在信上写了“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批语，原封交来人退回。

　　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对蒋介石坚持反共、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1948年1月，她和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朱学范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革命派的崭新面貌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何香凝生前早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和廖仲恺“则同衾，死则同穴”。在建造廖墓的时候，她就要求将廖墓建成合葬墓的形式，预先给自己留下安葬棺柩的地方。

　　遵照何香凝的生前遗愿，1972年9月6日下午，何香凝的灵柩安抵南京，在紫金山下的廖仲恺先生墓地举行了合葬仪式。现了她与廖仲恺先生“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

　　

　　邓颖超：“廖仲恺、何香凝先生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他们坚持原则，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不断进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