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召

　　柯召（1910.04---2002.11），字惠棠，浙江温岭人，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四川大学名誉校长、重庆大学杰出教授。他曾发表了近百篇卓有创见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中国“近代数论的创始人”。1935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师从著名数学家莫德尔(Mordell)。1937年获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在四川大学任教。1949年后，历任四川大学教授、教务、数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重庆大学教授等职。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1994年起改称院士）。2002年8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体现了国际数学界对柯老的敬重。

　　

　　1910年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平民家里。父亲柯伯存在当地一家小布铺中当店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境窘迫，勉强度日。柯召5岁时，父亲即教他认字，训教甚严。

　　1921年，柯召11岁，本已可升中学，因年幼，父亲便让他在家乡读了一年私塾，从此打下了良好的古汉文基础。

　　1922年，入杭州安定中学读书，

　　1926年毕业。同年考入厦门大学预科，

　　1928年升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学满两年后，他希望转学到师资力量更强的清华大学。为筹学费，他去教了一年中学。

　　1931年，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算学系。当时，在系里任教的有熊庆来、孙光远、杨武之、胡坤升等，和柯召一起听课的有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吴大任等。华罗庚是系里的职员，陈省身和吴大任是研究生，柯召和许宝騄是本科生。后来，这五人都成了著名的数学家。

　　1933年，柯召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的清华大学淘汰率极高，他们那一届毕业时仅剩他和许宝騄二人，都是在三年级转学来的。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中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研究的学者，柯召和华罗庚都受他指导，师生情谊很深。课余时间，柯召常去老师家中下围棋。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当时还年幼，常站在一旁观棋。

　　1933年，柯召应姜立夫的聘请，去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只有他一个助教，任务很重，他工作孜孜不倦，做得十分出色。

　　1935年，他考上了中英庚款的公费留学生，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在导师L．J．莫德尔（Mordell）的指导下研究二次型，在表二次型为线性型平方和的问题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应邀在伦敦数学会作报告，受到当代著名数学家G．H．哈代（Hardy）的好评。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伦敦数学会的讲台。

　　1937年，由哈代和莫德尔主考，柯召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工作一年，指导一位英国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在英国3年，柯召学习刻苦、工作勤奋，为他毕生从事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8年为止，才华横溢的柯召，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杂志》、《伦敦数学会会报》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极为出色的论文，除了包括二次型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工作外，还包括了中国最早的代数数论和数的几何方面的研究成果。

　　当时（1936年—1938年），在曼彻斯特大学聚集了一批数论新秀，他们当中除柯召外，还有P．爱尔特希（Erdos）、H．达文波特（Davenport）、K．马勒（Mahler）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了国际上的著名数学家。柯召与爱尔特希在曼彻斯特大学期间合写了3篇重要论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2年后，爱尔特希在《四川大学学报》为庆祝柯召80寿辰出版的专辑上发表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和柯召在英国同窗的美好日子。

　　1938年夏，柯召不顾老师莫德尔的再三挽留，满怀报国之心，毅然回到正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祖国。他和留英的李华宗都来到了成都，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讲授代数和几何方面的课程。翌年夏，他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这时（1939年），为躲避日本侵略军的空袭，四川大学由成都迁往峨嵋。尽管抗战大后方条件极为艰苦，他仍坚持教书育人，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与李华宗合作，进行了矩阵代数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他主持数学系之后，很注意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除课堂教学外，定期举办全系的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大学校史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38—1942年在峨嵋期间，数学系每周设专题研究课，召集全系师生作集体研究，各人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共同讨论，这种专题研究十分吸引人……它造就了一批在数学上锐进不已的人材。”他和李华宗合作的论文，以及和他的学生朱福祖合作的二次型方面的论文，都是这个专题研究课的产物。

　　1946年，柯召应聘到重庆大学数学系任教授。那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员生活非常清苦，柯召仍孜孜不倦从事教学工作，精心讲授“群论”、“数论”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培养出陈重穆等优秀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柯召继续在重庆大学任教。

　　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任教。在40余年间，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材，在科研上硕果累累。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几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材，等等。1979—1983年任第三届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81—1985年　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3年后任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2002年11月8日，为祖国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柯召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柯召一贯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主张搞教学的人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使讲课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他自己以身作则，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从上基础课“高等代数”到讲授选修课“数论导引”，均一丝不苟，讲解生动，极富启发性，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还重视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翻译出版了A．Γ．库洛什（Kypoш）的《高等代数教程》、A．и．马尔采夫（Mалъцев）的《线性代数学》以及ф．P．甘特马赫尔（гантмахер）的《矩阵论》等，前二种教材被当时各大专院校数学系普遍采用，为数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81年，他与魏万迪合作编写出版了《组合论》（上册）；1986—1987年，他和孙琦合作出版了《数论讲义》，这些教材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和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1955年，他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在线性型的最大不可表数的问题上，作了不少工作。同时，他在二次型方面继续发表了一些优秀论文。特别在60年代，他在不定方程方面，得到一系列极为出色的结果。在组合数学方面，与爱尔特希、T．拉多（Radó）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他主张科研工作要持之以恒，不能停顿，他说，“研究工作不怕慢，只怕站”。他长期参加并指导有多名中青年教师参加的数论讨论班，鼓励大家敢于向难度大的问题挑战。他用袁枚的一首诗来表达他对科学研究的深切体会：“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他说：“对科学研究确有此种境界，肯下功夫，总会有收获，灵感之来源于刻苦，能灵活运用，可以得出很好的结果。”

　　柯召很重视数学的应用工作。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在四川大学数学系提出要发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这三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数学分支。60年代初，他曾亲自参加线性规划的推广和应用工作。1972—1973年，他不辞辛苦地同一些中青年教师一道，到四川的沪州、广元、峨嵋、成都等地去推广优选法，举办讲座。1974－1975年，他亲自编写了国内第一部组合论讲义，作为部队学员培训班的教材。他支持他的学生魏万迪从事组合数学的研究，支持孙琦、郑德勋等开展快速数论变换的研究，使得四川大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好成绩。80年代初，他又积极带领四川大学数论组的教师从事国防应用数学的研究，开拓数论应用的新领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柯召认为：“大学的设备，不如师资重要，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证明。它的设备不行，还是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多位杰出学者，其原因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师资力量很强。”因此，他热心于培养学生，提携优秀人材，反对论资排队。50年代以来，他培养过的许多学生，例如陈重穆、陆文端、张同、郑德勋、魏万迪、谢盛刚、孙琦、李德琅等，如今都已成长为我国数学教学和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柯召是最早的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之一，长期担任中国数学会的领导工作，直至1983年第4届全国数学大会改任为名誉理事长。他于1963年和1978年，两度参加了制定国家发展规划的工作，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他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教材编审组“代数、数论”组成员，《数学学报》编委，《数学年刊》副主编等多种职务。

　　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历任九三学社四川省主委，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柯召是第1至第7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30年代到80年代，柯召发表了上百篇卓有创见的论文，其中不少论文从结果到方法在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