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绍兴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1910年，毕业于县高等小学堂。

　　1911年，以县试第一名考入绍兴府中学堂。

　　1912年，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

　　1913年，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

　　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著评文章。

　　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次日，起草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

　　1931年初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写了《莫斯科印象记》。

　　“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

　　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

　　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他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上。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胡舒立出生在传奇的新闻世家。外公胡仲持是中国近代名报《申报》的编辑及翻译，胡仲持的哥哥，也就是胡舒立的叔公，是三联书店的创办人胡愈之，胡舒立母亲胡令升则是《工人日报》的编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走上新闻之路本来并不奇怪。胡舒立自己却说，文革后，她于1978年考大学时，内心深处对新闻充满厌恶，不愿意走进这个行业：“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人的角色就是宣传。” 但时来运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令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胡舒立发现新闻界出现刘宾雁等伟大的记者，她从中深受鼓舞，因此毕业后，便去母亲所在的《工人日报》做记者。她开始记者生涯，在中国股市启动时走进了财经新闻，而当中国进入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10年时，她又创立一本要了解中国就不得不关注的刊物。胡舒立这三个字，成为中国新闻良心的一块招牌。

　　

　　勿庸讳言，正如戴文葆先生在《胡愈之译文集》的“编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他（胡愈之）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相当多的成就至今尚未为人充分了解。”而在胡愈之至今尚未为人充分了解的成就中，我以为被遮蔽和掩掖得最多的，正是胡愈之在文学上的成就。目前，除新加坡对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专门的学者研究，并将胡愈之的作品选入新加坡两部文学大系外，国内鲜见对胡愈老文学成就研究的学者和资料。这一方面固然为我们探究胡愈之文学成就，增添了动力和价值，但另一方面也无疑给我们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增加了难度和障碍。

　　要探究胡愈之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我以为离不开时间和地域这两个纵横的座标，也正是立足于这两个纵横座标，我将胡愈之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大致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如果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当之无愧的旗手，那么“五四”新文化火种的滥觞和洇漫，我以为更有赖于茅盾、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郑振铎、周作人、刘半农、田汉、陈望道等一大批新文化精英的努力实践和不懈传播。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的影响和作用在“五四”前夕，与茅盾等一起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时就已经初显峥嵘。“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今天当我们评价“五四”作家的文学成就时，我们习惯于将目光集中在几个旗手和一些经典的小说、诗集等作品身上，其实就启蒙和普及的意义而言，胡愈之那些视野广阔、知识丰富、观点鲜明、思想进步，既短小精悍又通俗朴实的文学作品，其影响和作用至少在当时丝毫不亚于甚至有胜于前者。

　　现代新文学的概念，我的理解正如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所言：“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4)，其含义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相近。将胡愈之誉为开拓现代新文学的实干家，我以为是名至实归、十分适合的。实干家同样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身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作品；二是胡愈之从事的文学活动。几乎是“五四”新文化初兴的1920年1月10日，胡愈之即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长达9000多字的文章《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接着他又先后发表了《创作的新倾向》、《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等一批文学评论，成为中国最早揭起现实主义文学旗帜的“五四”作家。而《五卅事件纪实》、《莫斯科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一批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具标杆意义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更以自身的实践，让这种开拓成为硕果累累的辉煌。值得一提的是胡愈之创作于南洋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这部小说的开拓意义至少有两个第一：是中国现代新文学中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第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描摹新中国雏形的文学作品。至于胡愈之以主编和创办大量的进步报刊、首次编印《鲁迅全集》等具体的文学活动，团结、引导大批作家开拓和推动现代新文学的发展中，更以一个众所公认的实干家著称。这方面大家了解的较多，不再赘述。

　　前面已谈到，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我以为在中国的同时代作家中是颇具独特意义的。这种意义我想主要在于两点：1、与同时代作家多留学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为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华人作家在海外的活动和由此形成的海外作品现象，提供了另一层面的重要个案。2、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在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向相对落后的南洋地区渗透和传播的同时，也为我们探究这种渗透和传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提供了样本和渠道。关于胡愈之在南洋时期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近年来新加坡学者骆明、林万箐、方修、崔贵强、邢慧丽以及王慷鼎等先生和女士，都有专门的研究，前年在撰写《大道之行——胡愈之传》一书时，我也作了一些简单的分析。我认为胡愈之在南洋时期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着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给南洋华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遣产；二是对南洋华文文学起了开垦作用；三是传承了中国文人的伟大品格。这三方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称胡愈之为“引领南洋华文文学的擎旗手”，乃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