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洛峰

　　黄洛峰（1909~1980），云南鹤庆人。原名黄垲，云南鹤庆县人，1909年生，1927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安宁县、易门县、禄丰县特委书记，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1930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回国，任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秘书长。1936年与李公朴、艾思奇等创办读书出版社，任总经理。1948年后，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文化学院院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11月4日，黄洛峰去世。

　　

　　黄洛峰，原名黄垲，云南鹤庆县人，1909年生，1927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黄洛峰到易门等地开展党的工作，建立秘密党团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他领导组建了安宁、易门、禄丰3县特委，并任特委书记。他曾任昆明市团委书记，领导昆明市的青年和学生运动。 1936年1月，他在艾思奇的帮助下，用黄洛峰的名字发表文章，并参与《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1937年1月，他与艾思奇、郑易里等一起创办了读书出版社，任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并有计划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1938年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在武汉期间，他除了肩负读书出版社的工作外，还担负为党发行《群众》周刊的任务，并从事向延安输送革命干部的工作。

　　1938年10月，黄洛峰到重庆。他是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书店组的成员，负责全民通讯社与南方局文化组的联络工作。他曾负责过与中共云南省工委的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黄洛峰积极参加了重庆文化出版界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生活、新知、读书三家书店在香港正式成立三联书店总处，由黄洛峰任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

　　1950年4月，出版总署决定成立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统一全国的新华书店，由黄洛峰任总经理。在30余年中，他先后担任过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文化部部长助理、文化学院院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1980年11月4日，黄洛峰去世。

　　

　　黄洛峰同志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斗士，他创造性地建设、领导和发展了党领导下的革命出版事业。在他的一生中，充满着革命的曲折经历，谱写了人民出版事业成长、发展的篇章。

　　黄洛峰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强信念。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生机勃勃的革命被腥风血雨所代替。那时，18岁的洛峰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读书，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他毫不畏惧，毅然于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继而于同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他几经被捕入狱，但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斗争。1930年他曾去日本留学，1931年7月中旬，被日本警方怀疑参与反日活动拘留关押一个多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和其他留学生一道，开展了种种反日活动。不久，遵照党组织通过留日学生总会所发的“全体”罢学回国的指示回到上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并担任秘书长。次年，因反日活动在英租界被捕入狱。出狱后，身心虽受严重摧残，但仍英勇不屈，坚持革命斗争，并将其主要精力投身于革命的出版事业，宣传民主抗战，宣传马列主义。1934年，他到了北平，先编《学会生活》杂志，宣传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潮，被查禁后，改为《西南风》杂志。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后，《读书生活》杂志随即被查禁，读书生活出版社濒于极度困难，第二年初，黄洛峰应艾思奇和郑易里之邀赴上海出任该社经理（艾为总编辑，郑为董事长），担负起出版业务和经营管理工作。在这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长远任务和宣传抗日救国为现实任务的阵地上，他呕心沥血，顽强奋斗，为我党领导的人民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出版第一部中译本《资本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到出版社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同艾思奇、郑易里商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长远规划，首先是约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并将整个出版社所筹资金4000元的一半拨为出版《资本论》专用款，每月给两位译者各80元作为预支稿费使用，以保证译稿按时完成。抗战爆发后，《资本论》的出版仍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到1938年8月《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出版，其余两卷也相继问世。虽在运往内地途中又遭战火，损失惨重，但经再印，终于将三大卷《资本论》献给读者。在此以前，侯外庐、王思华曾根据法文版本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由我根据日文本加以核校，但未译完。因此，这是第一部《资本论》的中译本。它的出版发行，成为人们关注的大事，为进步的舆论界传为佳话。此外，先后又出版了《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通信集》、《卡尔·马克思》、《恩格斯传》、《剩余价值学说史》，还有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等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黄洛峰同志的领导和组织下出版发行的，为传播马列主义做出重大贡献。另外，还出版了《大众哲学》和《社会常识读本》《帝国主义》《中国历史》《读书常识》等大批通俗读物，在思想启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黄洛峰同志为发展和壮大革命的出版事业，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读书出版社迁至武汉后，先后在广州、桂林、重庆、成都等地设立了分社，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加上上海分社共有七个分支机构，还在贵阳和新知书店合开了一家书店。读书出版社迁到重庆后，于1940年在南方局领导下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两家兄弟书店一起合作到延安和太行开办了华北书店。以后，在苏北解放区开办了大众书店。“皖南事变”后，三家书店除重庆外，分支机构全被查封。有的人被逮捕、杀害，有的人疏散隐蔽起来，黄洛峰和徐伯昕撤往香港，开展海外出版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辗转返回重庆。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的领导者邹韬奋、徐伯昕、徐雪寒都没有再回重庆，这样，黄洛峰实际上就成了三家的领导者，使三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以三家书店为核心，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黄洛峰同志说服和争取，1943年23家出版社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出版业联合总处，黄洛峰同志担任董事长。该组织一成立，就向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斗争，在报上公开呼吁排除出版业发展的障碍，要求取消邮寄限制，平价供应纸张等，迫使国民党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参加的出版社和书店达50多家，在此情形下，又成立了联营书店，并在重庆、成都等地成立了分店。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新的斗争需要，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决定合并成立重庆三联书店，这对所有进步出版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为了反对国民党任意查禁书刊，黄洛峰有计划地组织出版界开展了取消国民党出版法的斗争，并在《民主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除去言论自由的障碍》一文，得到出版界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新华日报》发表了《打破法西斯的出版法》的社论，黄炎培联合了10多家杂志发表“文稿概不送审”的声明，郭沫若、沈钧儒、茅盾、叶圣陶等也都写了文章支持，继而各地新闻、出版、文化界都积极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拒检运动”，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撤销了实行14年的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曲响亮的凯歌。

　　1946年，黄洛峰到上海同徐伯昕、沈静芷共同研究了人民出版事业发展的新途径，先后在北平开办了“朝华书店”在胶东和东北解放区开办了“光华书店”，还在台北与人合作开办了“新创造出版社”等。1947年10月，在党的指导下，三联书店的重心由上海转到香港，11月黄洛峰抵达香港继续筹划三联书店的工作。1948年底三联书店彻底合并，集中统一经营管理，黄洛峰任管理委员会主席。1949年2月党中央调黄洛峰北上，2月到北平，筹建出版委员会，黄洛峰担任主任委员。7月，在北平成立了由出版委员会领导的华北联合出版社，由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北新、儿童等15家私营书店参加，这是公私合营的一个新的尝试。不久，由新华、三联和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62家书店联合成立上海联合出版社。这两个联合出版社的成立，对全国出版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大城市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为统一全国的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

　　11月中央政府设立出版总署，黄洛峰任该署出版局局长，党内是署党组成员，1950年4月兼任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总经理；1951年4月，出版总署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黄洛峰任主任委员；1952年任总署办公厅主任，党组副书记，为健全人民出版制度，改进和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在他担任出版领导工作期间、统一了全国的新华书店，在各大区成立了9个总分店，在各省成立了47个分店，在各县成立了889个支店。同时，实行了出版、印刷和发行三种业务的分工，并合理调整了公私关系。还建立了大批专业出版机构，如工人出版社、青年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科技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并相继成立公私合营的专门负责发行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和经营书刊进出口的国际书店。1954年出版总署撤销，出版事业转为文化部管理，黄洛峰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部党组成员，后任部长助理仍兼出版局局长，对出版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我与黄洛峰相知较早，但直接接触较晚。30年代初我们都在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都曾参加反日活动，但无个人直接联系。后都回国，他返上海，我返北平。1934年为了工作和生活，黄洛峰到了北平，先后主编进步杂志《学会生活》和《西南风》，同进步文化界有所来往。我通过温健公同他有间接联系。抗战后，1939年我到重庆，在党领导下，搞宪政运动，黄洛峰作为出版界的代表人物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同时，他又是我作为领导人之一的救国会的成员，同我接触较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从香港撤退到桂林，我当时担任接待安置从香港撤退的文化人的任务，曾同他畅谈，并送他去重庆，他态度积极，表示仍为党的出版事业继续作出贡献。1943年在我回到重庆后，担任南方局文委秘书长，公开职业是重庆生活书店总编辑，负责联系出版界。黄洛峰的组织关系在南方局，由文委书记徐冰直接领导，有些具体工作同我联系。那时我和黄洛峰同志对门而居，经常接触，除商讨出版工作外，我常为他发行的《学习生活》写稿。解放后，他在出版总署出版局和文化部出版局工作期间，因我在北京市领导新闻出版工作并了解文化界实际情况，曾就出版工作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建议出版工作的方针是要争取多出书、出好书，而在具体措施上则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他采取了我的建议。另有一事值得一谈，即他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是严格执行了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在文化部担任党组成员期间，为了解决侯外庐党籍问题，曾严肃认真，不厌其烦地向我核对事实，征求意见。由我出具证明，使多年失掉党籍的侯外庐重新获得党籍。

　　黄洛峰同志为党的人民出版事业所做的贡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颂扬和学习的。特别是针对当前出版事业和出版队伍的状况，我们更应当以黄洛峰同志为榜样对出版事业加以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