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

　　郭廷以（1904年－1975年），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1926年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依据丰富确实的史料立论，以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叙事条理分明，使读者展卷之后，即可掌握历史进程的基本发展脉络，是实证史学的典型代表。

　　

　　1923年～1926年冬，就读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

　　受业于柳诒徵、徐养秋等师长的影响，奠定治史问学的深厚基础；随后又受教于罗家伦，自此走上近代史研究之途。

　　1928年7月10日，与李心颜女士结为连理，育有三子一女。

　　1928年秋，随罗家伦赴北京清华大学任职，两人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从此开启了教学与研究的生涯。此后陆续任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后返校执教于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系主任。

　　1947年，来台，先后担任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席。数十年间，弦歌不辍，培育了无数人才。

　　1955年1月，受命筹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嗣任首任所长。主持近史所期间，积极培育研究人才、拓展国际学术交流，辛勤擎划，所向有工；台湾学界近代史研究之发皇，实以先生为关键。

　　1965年，近史所正式设立。以“建立制度，充实设备，培养人才，增进合作与交流”为旨趣，筚路蓝缕，辛勤擘划，使近史所成为备受瞩目、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单位。近史所成立之初，先生便与外交部洽商，得以接收该部的大批珍贵档案，包括清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档案。

　　1966年，又自经济部接收清末至民国时期商部、农商部、实业部、经济部等单位的档案。这些史料是探讨近代中国变局的基本素材，深受国际学界重视。先生主持近史所期间，指导一群青年史学工作者，着手编纂外交档案，先后出版《海防档》、《矿务档》、《中法越南交涉档》、《中俄关系史料》、《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等史料汇编，既建构史学研究的基石，也让学术后进扎下独立治学的根柢。

　　郭廷以史识宏远，秉持“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的宗旨，在创所之初，便拟订口述历史的大纲细则，首开风气，推展口述工作，先后访问了许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界重要人物，使口述历史在国内蔚然成风。而先生亲自主访或校阅文稿者，达五十九人之多，逾四百万言。

　　1964年~1969年，以身作则，接受访问，完成《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一书。

　　郭廷以积极推动近史所与国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先后与亚洲协会、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福特基金会等缔结合作关系，使近史所在史料的徵集与编纂、口述历史的推动、专题研究的开展等方面，得到国际学术机构的回应与协助。

　　1962年～1972年，近史所更得到福特基金会约42万美金的资助，得以充实图书设备，并派遣研究同仁到海外进修，拓展治学眼界，提升研究水准。

　　1968年，由于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卓越的贡献，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七届人文组院士。

　　在冷战的意识型态下，郭廷以与费正清等人的学术交往，终被卷入政治的漩涡。

　　1969年，应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之邀，赴美讲学，自此一去未归。

　　1971年，卸任所长职务，离开了他一手经营的近代史研究所。此后长期滞美，处境艰困，却仍孜孜于研究撰述，完成了《近代中国史纲》。

　　1975年9月14日，病逝于纽约圣路克医院，享年72岁。

　　

　　本书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谈起，简述闳放昂扬之盛世，如何被历史大势扒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而用十九章，七十万言的篇幅，细述偌大一个中国，如何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之下，经历了百余年的震荡、动乱及嬗变。作者悉心描摹其间中外力量之角逐、中央和地方权力之消长，及权势人物和社会精英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种种图存在之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

　　本书选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结构，看似与市面上通行的近现代史教科书出入不大，但作者旁征博引，极严谨而客观。在少数客观。在少数流露个人喜好之处，聊聊数语，又极传神。

　　

　　郭廷以的第一部名着是《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该书驳正了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所撰《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的差错。田中认为，太平天历的干支与阴历的干支一致，天历的星期与阳历的星期一致。郭廷以列举当时亲历者有关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的记载二十余条，考证出天历的干支比阴历的干支、天历的星期比阳历的星期，均提前一天。1926年起，编撰《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该书屡经修改，于194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始于1796年，终于1868年。其中将太平军(包括捻军)的发生、发展及其败亡依公历逐日编排，阴历及天历一并注明。是日无事可记，则缺。在编撰过程中，他参考中西书刊二百余种，花了大量工夫考证排比。其后，简又文撰《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多所征引，奉为权威之作。《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附录八项：《天历与阴阳历对照及日曜简表》、《太平天国人物表》、《主要战役及将帅表》、《洪清两军战争地图》、《清督师大臣表》、《剿捻统帅表》、《洪清两方洋将简表》、《引用书目》，也有参考价值。例如，向达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即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用书目》为线索搜集资料。在郭书《引用书目》的基础上，张秀眉、王会庵又增补编成《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也难免有个别失误，但它迄今仍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工具书。

　　

　　郭廷以教授是一代史学宗师，近代史研究的开山者之一。他治学严谨，成为当今许多台湾史学名家进入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眼光都很独特，且具有穿透时空的价值。1963年3月，时任近代史所所长的郭廷以在出席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时，曾向与会者致词，“学术研究必须破除国界与主观，具有地域性的历史学更当如是”。

　　用当今的眼光看，郭廷以多种专书都是洋洋巨着，可谓着作等身。但他一直自谦，不以历史学术着作自居，1940年《近代中国史》例言中表示，“本书编纂目的，在于史料之整辑排比方面，尽其相当力量，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绝不以历史着作自承。”后来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凡例中，“本书性质为属于工具一类的史事记，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做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郭廷以这种谦逊秉性和治学精神直到病逝前仍未改变，身后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纲》小记写于病逝半月前，仍言其此书“非学术着述”。先生一再如此表述，固由其秉性谦虚，也和当时学风有关，当时台湾岛内学风初开，史料未备，一般人对此亦不重视，故傅斯年倡言“史料即史学”，“史学就是史料学”，罗家伦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郭廷以先生对于基础工作的从事一直身体力行。

　　尽管郭廷以一再谦虚，但其史着并非只是资料和史事的简单罗列排比，往往章节分明，脉络清晰，对于重大史事的演变及其因果关系，均加有综合分析，极尽深入而透彻。罗家伦对郭廷以曾评价说，“他治史是很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