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秋涛

　　傅秋涛（1907年-1981年），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鸣山人。1907年8月3日生。从小给地主放牛、做长工。1925年参加工人纠察队。1927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皖南事变中，他与右倾路线作了坚决斗争，率部与敌浴血奋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部队分散突出重围，保存了新四军的骨干力量。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1907年8月3日生。

　　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被选为乡雇农委员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平江农民扑城暴动。

　　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乡党支部书记。

　　1930年任平江县嘉义区雇农工会委员长、赤卫团政治委员。

　　1931年秋任平江县雇农工会委员长。同年9月任红十六军第八师师长。

　　1932年4月至9月任湘鄂赣省赤色总工会委员长。同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鄂赣省赤色职工联合会书记。

　　1933年至1937年曾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中共湘鄂赣省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

　　1934年2月至7月兼任湘鄂赣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委员。7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师政治委员。同年11月至1937年11月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参与领导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务委员、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至1937年11月)。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至1938年1月任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9 月至1938年1月任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

　　1937年12月至1939年1月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务委员。率领湘鄂赣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编入新四军。

　　1938年1月至1939年春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后兼任第一团团长。率部到江苏高淳、当涂、溧水三县交界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1940年春季皖南反“扫荡”和父子岭战斗。

　　1940年秋成立新第一支队，任司令员。参加九里镇等战斗。同年11月至1941年1月任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事变中与敌浴血奋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部队分散突出重围，保存了骨干力量。

　　1941年11月至1943年3月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

　　1942年3月至1943年8月任新四军第七师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任中共皖鄂赣（皖江）区委员会代理书记。

　　1943年3月至1945年9月任新四军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副司令员、皖鄂赣（皖江）区委军事部部长（至1943年9月）。在皖江地区开展游击战，指挥南义战斗、1943年春季皖中反“扫荡”斗争。后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兼大队长。不久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担任中央党校一部第一支部党支部书记。

　　1945年2月在中央党校召开的湘鄂赣边区党史座谈会上作《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的中心发言。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山东。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同年12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社会部部长、鲁南军区政治委员。

　　1948年鲁中区、鲁南区、滨海区合并为鲁中南区。同年7月至1949年3月任鲁中南区委第一副书记、常务委员，鲁中南军区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

　　1948 年7月至1949年2月兼任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8年9月至1949年起兼任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支前司令部司令员。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任徐州军管会主任兼中共徐州市委员会书记。

　　1949年3月至9月任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9月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同年任华东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特别是为支援淮海、渡江等战役，动员几十万民兵和民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运输司令部司令员。10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同年12月至1950年8月兼任副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至1950年5月任山东军区党委副书记。

　　1950年5月至1951年10月任党委常委。

　　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同年12月至1950年8 月任代理山东分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至1952年9月）。

　　1950年3月至8月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同年3月至1955年1月任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6月至1952年1月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1952年1月至1955年5月任部长。

　　1952年4月至1955年5月任党委书记。

　　1953年5月至1955年5月任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0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复员委员会（后改为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动员广大民兵补充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强全国民兵的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办理几百万志愿兵复员转业。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

　　1954年12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委员。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4月至1957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党委书记。

　　1957年5月至1966年5月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党委书记。

　　1957年12月至1963年3月任解放军直属队机关党委常务委员。

　　1960年12月至1966年5月任总参谋部党委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恢复工作以后，主持编写中国民兵史。

　　1975年任总参谋部顾问。

　　1978年12月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1981年8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战役战斗中会议时间过长，是兵家征战之大忌，新四军军部和左路纵队在战斗中都召开了时间较长的军事会议，而左路纵队的较长时间会议却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围的基础。

　　新四军北移路线可供选择的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这是一条沟通军部与江北四、五支队及江北指挥部的联系的常用交通线。二是“东进”的路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到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三是“绕道”的路线。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三条路线都各有利弊。

　　经过比较分析、权衡利弊，新四军采用了“绕道”的方案。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绕道”是一条绝路。但军事上的失败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路线外，还有战术与指挥是否正确，以及天候、民情等众多的因素。当三路纵队会攻星潭未克时，项英不敢强攻，理由是害怕伤员过多而影响转移，这反映了项英军事阅历不足和军事才能不够时，说穿了，项英缺乏大兵团指挥作战的能力。但作为新四军和东南局党的最高领导，本着为党负责的心理，项英牢牢地把住军事指挥权，排斥叶挺。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项英主持召开了“百户坑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攻占星潭未果后的行动方案。会上，提出了几种行动方案，无非是前进、后退、迂回之争。良将用兵，贵在神速，但项英此时迟疑不决，会议前后历时7个多小时，使国民党军在星潭完成了围堵行动。最后，项英下了一个回头突围的决心，几经波折，使军心失衡，斗志涣散，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与军部的情况相反，左路纵队在“百户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开了“梓坑会议”，讨论本纵队突围的路线问题。会议也讨论了几个小时，分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原路退回，走北路渡江到无为；另一种是经“东线”到苏南。会议经过分析，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向苏南转移。苏南是新一支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不仅傅部可突出，还能背靠宁国、宣城，策应军部突围。会议还决定，老一团打前卫，新一团打掩护，当纵队司令部冲出后，支队全体人员在板桥集合。会议虽然也开了几个小时，但最终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围的基础。两个会议，两种不同的结果，军部的“百户坑会议”，虽然有叶挺拿出“集中突围，正面仰攻星潭”的正确战术主张，但反复拉锯，未被采纳，最后，被主张错误方案的项英占了上风，使部队回走茂林，导致部队走向失败。一纵队的“梓坑会议”虽然议得也长了一点，但做出了正确的决议，使部队突围走向了成功。

　　由于“梓坑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突围方向，一纵队突围的战术方式也随之确定，即：“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具体的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穿过。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顽52师154团的一个营防守。走这一条路突围是一着险棋，但兵不厌诈，用兵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敌人越是认为我们不敢走的地方，我们越是要走，这样往往胜算的可能性反而大。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历经大小三次殊死的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一纵队的连以上干部和一部分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实现了初步的胜利，因为这虽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但也是防守最坚固的、最严密的防线。青洪帮，向为反动会道门组织，而恰恰是青洪帮门徒帮助了傅秋涛部的突围。出“三节水”后，傅秋涛部进入泾（县）、宁（国）、宣（城）三县边境的山区——老虎坪，收集了300余人的队伍。其中，连以上干部仅缺两人，营以上干部仅缺一人。（这个数字统计的是老一团建制内的干部。新一团因在三节水突围中负责后卫，没有突围出来，他们后在团长张至锈的率领下从北路突围到江北无为。）在老虎坪，傅秋涛迅速恢复了部队编制，编了一个步兵连，两个手枪连，为继续突围做了种种准备。后来，由于国民党围剿加剧，傅秋涛不得已在与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将300余人的队伍又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突围之前，为轻装上阵，安置了病号、伤员，将爱人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甚至将刚满一岁的女儿也送给老乡，仅带着老侦察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以及孔诚、汪其祥、李贵诚等12名精干干部组成的队伍，于1941年2月2日，离开坚持斗争了二十几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往苏南方向的惊心动魄的化装突围。

　　沿途，他们灵活机动，或装作百姓，或装作国民党52师的便衣，晓宿夜行，风雨兼程。行至第三天，当小分队进入宣城境内的一条山沟里休息时，汪克明掏出怀表看时间，有两个人凑上来，看了看说，你这是瑞士表，经过一番言语交锋，始知对方是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门下的两个徒弟，双方关系密切起来。

　　原来，新一支队的老一团在1938年6月，曾经随陈毅、粟裕等到江南进行战略侦察，一支队的老一团，曾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活动，二支队在高淳、当涂、江宁、溧水一带活动。当时，日军已占领了南京一带，但由于兵力不足，在农村有许多真空地带。江南一带留下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社会渣子乘机拉杆子起事。兵匪一家，有几个人、几条枪，就自称司令。司令多如牛毛，同日寇一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了打开局面，就必须消灭这些“司令”。新四军老一团经过周密的侦察，在江南一举消灭了刘春发匪部；又在南京桑园铺一带，全歼了朱永祥匪部，活捉了朱永祥等多人。事过不久，附近的青洪帮头子陈玉庚求见，原来俘虏中，朱永祥的警卫连长是陈玉庚的三弟。陈玉庚为了同傅秋涛拉关系，特地送来了两挺机枪、两支驳壳枪、两匹马，这在当时是一笔重礼！为了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鉴于陈玉庚三弟也并非罪大恶极之徒，傅秋涛答应了陈玉庚的要求，放了其三弟，两家从此交了朋友。

　　在两个青洪帮门徒的帮助下，傅秋涛等越过了52师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越过孙家埠渡过水阳江，进入广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区。（许多史书都说过了孙家埠就进入当涂境内，此说有误。因为，当涂县治在长江边上，从孙家埠到当涂有很长的距离，另外，若到了当涂，就不用回过头来，再过当涂北面的南漪湖去苏南了。）当队伍在一个村子休息时，遇上了国民党保安队，他们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南漪湖边。此时，只见湖边停着两只大船，被船主误认为是52师的便衣队，怎么也不肯给摆渡，眼见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枪来说：“不走就打死你！”被迫之下，船老大开了船。终于甩开了保安队。船至湖心，傅秋涛向船老大道歉，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船老大笑了，说：“如若不是及时说出你们是新四军，到了湖水深处，就准备沉船，将你们全淹死。”

　　为了确保傅秋涛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驾一只小船先上岸，进入江苏高淳县境内了解情况，原来那里原是老一团后勤留守处的驻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就这样，在群众的掩护下，傅秋涛一行晚上上了岸。

　　过了湖，很快到达东坝地区，国民党52师又封锁了渡口，傅秋涛命令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坝去侦察，不料汪被保安团抓住，幸亏他斗争经验丰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来。接着，傅秋涛在离下坝约两里的地方雇了一条船，过了河，经溧水到溧阳。1939年2月10日，经过七灾八难、艰难曲折，历时一个月零四天，傅秋涛终于到了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一行12人全都胜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过了几天，他们穿过长荡湖和太湖，到达无锡地区，在新四军六师师部，见到了任师长兼政委的谭震林。在六师休息了几天后，刘少奇和陈毅来电，要傅秋涛到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汇报。傅秋涛在六师的护送下又渡江北上，在盐城见到了刘少奇和陈毅，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傅秋涛晚年在与家人讲述突围的体会时，曾动情地讲：“皖南事变突围战斗中，电台没了，又离开了军部，当时的心情就象没娘的孩子，孤独极了！一股脑想的是，赶快突围去苏南找党，找陈老总！现在看来，新一纵队之所以能突围出这么多中、高级干部，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广大人民对新四军的爱护和支持。在危难的时候，连青洪帮都肯出来帮助我们，更不要说广大的人民群众了！可见党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不然的话，我傅秋涛早死过几回了。其次，集中兵力突破三节水防线是被逼出来的，不集中兵力则无论如何也出不来。这时要分兵突围是对部队、对战士不负责，对党不负责。军部要是不回师茂林，而是坚持死攻星潭，估计也能成功突围。另外，在大斧山收容部队组成建制连，后又打破建制，分成小分队化装突围，那也是为形势变化所迫而作的决定。不然，就过不了国民党52师的层层拦截关。”

　　傅秋涛用人得当。这是高明指挥员的高明之处。傅秋涛在大斧山危机的情况下，听取了汪克明的建议，在关键时刻分兵突围，放下包袱，组成精干的队伍，相继先后突围。

　　皖南事变中傅秋涛部突围，处处充满“历史辩证法”：战场联络中断本是失败之征，但却使他能够独立行动，作出突围的正确抉择；战斗期间的较长会议本不可取，但却因为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反动道会门组织本是革命的对象，但却因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使他们帮助傅秋涛部逢凶化吉，而这一切又与傅秋涛的个人政治思想素质、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