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

　　冯雪峰(1903.6.2-1976.1.31)，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阳等，浙江义乌人赤岸乡神坛村人。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着。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后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80年代初，赤岸镇在雪峰原籍神坛村设立冯雪峰故居。

　　

　　1903年6月2日，生于浙江义乌赤岸乡神坛村。

　　1912年，入邻村私塾读书。

　　1913年，转入义乌县立小学学习。

　　1918年，在义乌县立小学高小毕业。

　　1919年，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师范科，接受"五四"新思潮。

　　1921年，因参加反对学监的风潮，被学校当局开除。

　　1921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新诗，加入文学团体晨光社。发表作品《到省议会旁听》、《小诗》。他曾三次寓居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号）是其第二寓所、1930年5月鲁迅迁入该公寓，他随即也迁入该公寓2099号地下室。

　　1922年，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诗集《湖畔》，内收雪峰的诗17首，并加入明天社。

　　1923年，因家庭困难辍学。同年《春的歌集》出版，内收冯雪峰所作新诗11首。

　　1924年，进上海中华学艺社当事务员。浙江慈溪县立女子学校代课。

　　1925年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自修日语。并发表作品新诗《原火》、散文《柳影》。自20年代末起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状况。

　　1926年，首次拜访鲁迅。并发表译作《花子》、《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遭通缉，避难於未名社近三个月。同时发表作品有散文《月灾》、《诗人祭》，译作《新俄文坛的现势漫画解说》、《新俄的曙光期》、《苏俄的二种跳舞剧》及译诗《墓碑铭》。

　　1928年 2、3月间，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7月，回义乌，任城区支部书记。11月，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义乌到上海。作品有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译作《我们的一团与他》、《妄想》、《枳华集》及译诗《家》。

　　1929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成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 ，主编或参与编辑《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继续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参加了与各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文学主张的论战。

　　1929年 迁居景云裏茅盾家中，与鲁迅过从密切。由中共江苏省委恢复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委所属第三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并与以前的学生何爱玉结婚。译有作品《流冰》（诗集）、《作家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论迭更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论法兰西底悲剧与演剧》、《海外文学者会见记》、《现代欧洲艺术及文学底诸流派》、《艺术与社会生活》、《现代法兰西文学上的叛逆与革命》、《文学译论》。

　　1930年 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成立大会，会后整理鲁迅在会上所作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迁居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北川公寓）地下室。译《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艺术学者弗理契之事》、《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法兑耶夫底小说》、《论新兴文学》、《现代欧洲无产阶级文学底路》、《现代欧洲的艺术》。

　　1931年，五烈士牺牲后，他调任为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纪念五烈士；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帮助丁玲筹办《北斗》月刊。

　　同年10月，在瞿秋白指导下，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新任务》决议，成为此后左联指导性档。一·二八战争爆发，他与鲁迅等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等，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文化委员会书、中央上海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著有论文《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关於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译文《创作方法论》。

　　1932年 与鲁迅等人四十馀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著有《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时代》、《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

　　1933 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备在上海举行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远东反战会议。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长、副校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等职。著有《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

　　1934年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参加长征，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

　　1935年 任干部团上干队政治教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调至陕北党校工作。

　　1936年，参加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上海兼管文艺工作，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年底，冯雪峰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王尧山(宋书模、路丁)任书记。1936年底，冯雪峰指示王尧山整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为此，组织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尧山任书记，直接受冯雪峰的领导[2]  。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代表党中央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为鲁迅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起草《答徐懋庸并关於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著有《关于鲁迅的地位》、《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

　　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暂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在三人团领导下，成立两个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林枫(宋书常)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王尧山任书记。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向潘汉年请假，准备写作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此後近二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回义乌。1937年底回故乡从事创作。

　　1938年，写有关长征的小说，得5万字。

　　1939年，恢复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艺术大众化"》。

　　1940年，基本完成关於长征的小说初稿《卢代之死》，约50万字，後失落。著有《论典型的创造》、《文艺与政论》、《关於形象》。

　　1941年，被金华宪兵逮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上饶集中营(被囚510天)、徐市集中营(被囚123天)。达两年。

　　1942年11月，以治病为名保出。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

　　1943年，为《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审稿。著有杂文《还好主义》、《利己主义的本质》、《牺牲》、《滚和卷》、《创造力》等；《真实之歌》出版，内收诗39首。

　　1944年，杂文集《乡风与市风》出版，内收杂文41篇。

　　1945年，在重庆见到毛泽东。由重庆到上海，寓于上海作家书书屋直至1949年6月。开始写寓言，到上海解放为止，共得七八十篇。杂文集《有进无退》出版，内收杂文30篇。

　　1946年，在苏联塔斯社上海所属时代出版社任编辑，迄于49年6月。选《真实之歌》中新诗17首，改题为《灵山歌》出版。

　　1947年，《今寓言》出版，内收46年12月至47年7月所写的寓言65篇。

　　1948年，《雪峰文集》出版，内选新诗6首，杂文33篇，寓言20篇。

　　1949年，6月，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为华东代表团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政协第一届委员。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出版，内收寓言一百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作协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等，主持第二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兼任《文艺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谈谈杂文》、《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鲁迅逝世十四周年》、《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画方案》、《"要在朝鲜怎麼办呢？"》。

　　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重新写作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著有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鲜血记录的历史第一页》、《关于〈鲁迅日记〉影印本》、《党给鲁迅以力量》、《回忆鲁迅》、《怎样读鲁迅的杂文》等。《鲁迅和他少年时代时候的朋友》出版。

　　1952年 兼任《文艺报》主编。《论文集》（第一卷）出版，内收论文、杂文36篇。选《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之一部分未及刊寓言之一部编成《雪峰寓言》出版。

　　1953年 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又担任作协党组成员。编辑《瞿秋白文集》并作序迄。开始指导杜鹏程修改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著有新诗《我们的父亲》，论文《关于创作和批评》、《关于语言问题的意见》等。

　　1954年 由浙江省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解除《文艺报》主编的职务，并写检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8]  。著有《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目前中国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等。

　　1955年 被卷入"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作检讨。

　　1956年 主持编注新版《鲁迅全集》。《寓言》出版，内已发表寓言70篇，新作一篇1957年被错划为“ 右派”。被迫中止公开的文学活动 ，作为普通编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编辑工作 。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在对丁、陈进行批判的同时受到批判。被文化部党组定为"右派分子"。选《百喻经故事》中寓言55篇，编为《富翁造三层楼－－印度寓言》出版。为《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写《潘漠华小传》并作序。

　　1958年 被开除党籍。写《郁达夫生平事略》及《郁达夫著作编目》。

　　1959年 胃病复发，施行胃切除手术。

　　1960年 继续编辑《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选》。

　　1961年 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未得允许完成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愤而焚稿。

　　1962年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请创作假从事关於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写作，断断续续写了15年，终未完成。

　　1963年往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年写旧体诗《塞童》、《探日》、《未深思》。

　　1965年 参加"四清运动"。

　　1966年 文革开始受到冲击。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1967年 被打成“叛徒”。

　　1969年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 在湖北省丹江口劳动。

　　1971年 回到北京，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只许在家看稿、答疑。

　　1972年参与《鲁迅日记》的校订。

　　1973年 作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

　　1974年 开始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记》。

　　1975年 病重。

　　1976年因肺炎引起并发症，於1月31日上午11时，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

　　1979年4 月中共中央为他的错案作出改正决定，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

　　

　　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日本是一股潮流，丁玲也动了心。朋友就给她介绍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那是1927年底的事。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雪峰少年成名，在杭州读书时，和应修人、汪静之同为“湖畔”诗人，丁玲第一眼看他就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比他大一岁的诗人这么土，还这么穷，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这些话是丁玲在延安时和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说的。但是，一个礼拜后，丁玲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冯雪峰。他告诉海伦·斯诺：“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男人。”

　　其实冯雪峰的那一点三脚猫日语，是做不了老师的。在日语课上，他们谈论革命和文学。只是丁玲和冯雪峰之间还横着一个胡也频。

　　1928年初，丁玲做了匪夷所思的决定，他们三人一起去杭州生活一段时间，以便取舍。

　　在西湖，他们住在葛岭山上14号。房子是冯雪峰找的，是一个独立的院子。这一场柏拉图式的三角恋，两个男人都等着丁玲的抉择。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丁玲选择了胡也频。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但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爱情重新燃起，她让冯雪峰与妻子离婚，被拒绝了。

　　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而此时，冯雪峰不仅已经和他的学生结婚，而且还有了一岁的女儿，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他从二十年代末就学习鲁迅、熟悉鲁迅、维护鲁迅，是较早、较深地认识到鲁迅对于中国革命、对于革命文化的重要意义的党的负责干部之一。六十年来，风云变幻，冯雪峰同志始终自觉地坚守在这个十分重要的哨位上，一步也没有后退。从冯雪峰同志巍然的身影望去，黄浦江头呼啸而过的警车，长征路上随风飘动的篝火，集中营里凝着血痕的镣铐……错综着，交织成一条曲折崎岖、血迹斑斑的革命道路。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给关在‘牛棚’里，鲁迅这面光辉的旗帜，他始终高擎着。他承受着高压，拒绝种种诱引，以向历史、向人民负责的严正态度介绍他所了解的鲁迅。他蔑视‘风向’，不看‘行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不愧是鲁迅的忠诚战友和学生，不愧是鲁迅文学事业的‘通人’（许广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