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出生，1990年11月26日去世，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除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外，还撰写了大量哲学与哲学史著作。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与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之见解，提出“中道”的人生观。1930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下册，有英文、日文译本，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写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之际所著书》，把程朱理学与西方新实在论相结合，构成富于思辨性的哲学体系。

　　

　　1895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冯友兰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氏是当地的望族，合族而居，有地千余亩。祖父讳玉文，字圣征。父亲讳台异，字树候，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母亲吴氏，讳清芝，曾任唐河端本女学学监。

　　冯友兰6岁入家塾发蒙。1904年因冯台异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随父迁居武昌。

　　1907年冯台异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全家迁崇阳。

　　1908年夏冯台异病故于崇阳，冯友兰遂返回唐河就读家塾。

　　1910年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年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

　　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

　　191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1919年赴美留学。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

　　1923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

　　1924年~1931年，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1931年、1934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完成《中国哲学史》上（31年）、下册（1934年），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冯友兰获邀出访捷克及苏联，回国后分别就苏联见闻及历史唯物主义作两次演讲，因此触怒国民党当局，遭逮捕审讯，但不久即获释。事后冯迅速向国民党靠拢，不久即加入国民党，并与1935年当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遂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又旋即再迁昆明，任职于西南联大，仍为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因迁徙期间国民党籍关系中断，1939年冯再次加入国民党。

　　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冯友兰除了在西南联大上课和办公外，他还于1941年11月至1942年4月这段时间里执教于国立云南大学，给云大学子带来了颇为有益的启迪，为云大的学科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

　　1942年起数次前往重庆为国民党干部授课。1943年以西南联大党部名义，致函蒋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蒋阅信“为之动容，为之泪下”。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大学返回北平，冯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结其间讲稿出版《中国哲学简史》。

　　1948年回国后仍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后又当选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人文及社会科学组） 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三届评议员。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授。 建国后，冯多次检讨自己历史问题，在国内外数次公开表示新理学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敌”，是“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拥护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合国民党政权”，“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并“对40年代所写的几本书忏悔”。并经常做出配合政治形势的举动，如“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而相继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1955年参加批判胡适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动；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三届政治协商会后向毛泽东献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云云。 由于冯友兰在文革中阿谀权力，被称为“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一。

　　1966年文革开始，起初冯抄家关入牛棚。1968年毛泽东表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唯物主义，不懂唯心主义，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冯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出任四人帮掌握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后又著《论孔丘》一书，为江青集团效力。这些书文中，冯称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家，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1949年以后则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认为自己能参加批孔运动是一种“更大的幸福”，一代儒学名家“竟以批孔鸣于时”。冯积极向江青靠拢，然1976年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遭彻底清算，冯亦遭长时间关押审查。

　　1980年起，冯通过口述方式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至1989年完成，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观念贯穿全书始终。

　　1990年，冯友兰病逝，享年95岁。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1946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李慎之先生常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书小容量大。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万言的《简史》，不可不谓“小”，然而它又是“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此书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故可谓，“择焉虽精而语焉尤祥也”。2·视野开阔。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虽是蜻蜓点水，仍不失哲人洞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爱国风范。3·文体杨晓。许多读者都有同感：读冯先生的书，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西人言，文体畅晓，其智乃见（Brevityisthesoulofwit）。综此三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恐是学习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

　　

　　季羡林：芝生先生走过了95年的漫长的人生道路，95岁几乎等于一个世纪。自从公元建立后，至今还不到二十个世纪。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时间够长的了。他一生经历了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迎来了解放。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善终，大节不亏。他走了一条中国老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在他身上，我们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胡适：“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

　　朴槿惠：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的，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

　　李慎之：“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陈来：中国哲学里，我推荐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部头很小，讲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过程和问题。它本来是写给美国人的，非常通俗易懂。对于所学专业不是哲学的学生是最基本的。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赵启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非常重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