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陈寅恪与傅斯年

　　陈寅恪和傅斯年代表者那个时代国学研究者的两条主线：一是积极向外开拓进取者，如傅斯年，一生两大功绩是创办史语所、发掘殷墟，这两件事情因为他的性格和在民国时期政坛中的地位决定的；此外就是陈寅恪这一类学者，远离政治，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声名地位，安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远离世俗纷扰，终成一代大家。 这两位大师级人物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好的朋友”，一并合传也有些勉强；但是作为民国时期国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和缩影，陈傅二人绝对是这两条主线或是两种命运的代表。至于二人的交情，自然不是重点；我们看到傅斯年在学术界呼风唤雨独擎巨笔之时，也可以在作者笔锋一转之后看到低调而勤勉的陈寅恪先生不断著书立说，苦饲桃李，尽一个国学学者所能尽的全部力量来弘扬国学。所以说这本书不是在写两个人，而是整个国学学者这样一个团体，这些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建设着我们的国学领域；陈寅恪先生这样低调的学究和傅斯年先生这样呼风唤雨的大鳄，他们之间不断的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才有国学界一时鼎盛的大况。做这样的国学知识分子的“大传”，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时间轴上的断裂和凌乱，只要心里装的下大师生平的简略和对大师性格上的些许了解，时刻和书上的事件对照，读起来便也无虞。至于有些将此书作为小说和一般的人物传记看待的朋友，你们可以大抵当我如上的话是放屁。 书中很多书信和陈寅恪先生的诗，以及一些可考的注释和内容，但凡涉及陈寅恪先生的，有八成多内容我都依线查阅了对应的资料；涉及傅先生和其他学者的记载，凡所能及，一概溯源，这些内容却也翔实；至于作者对陈、傅两位大师之间的友情的理解和猜测，以及很多后人的口述观点，未得证实，暂不敢妄论；如果有不实，恐怕作者梦里也会被一生博学却又严谨得陈先生骂个狗血淋头吧。 总的来说，此书作为陈、傅二人的传记，尚不为上品，只能算是二星之作；但是作为一个角度了解、体会民国时代国学鼎盛时期的学者们的生存、学术状况，仍不失其价值，可认为是良品。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傅的延安谈话，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交往的关键内容之一。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的文章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与黄、左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有自己的观感。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也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朋友。

　　因为了政治观念的分歧，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