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

　　蔡旭（1911年5月12日~1985年12月15日），著名的小麦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他为华北地区选育出“农大183”、“东方红3号”、“农大139”等多批丰产、抗锈、适应性好的小麦优良品种；首先在国内倡导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开展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为发展北京市和北方冬麦区小麦生产，提高我国小麦育种科学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技为生产服务的道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学专业人才。

　　

　　1911年5月12日　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后塘桥蔡家村。

　　1930年　毕业于江苏无锡中学。

　　1934年　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

　　1934—1939年　任南京、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教师。

　　1939—1945年　任成都四川农业改进所技士、技正。

　　1945—1946年　在美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进修并访问堪萨斯州立大学。

　　1946—1948年　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

　　1949—1970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系主任。

　　1970—1972年　随校搬迁至陕北，在洛川、清泉进行小麦育种。

　　1972—1985年　随校迁回北京，先后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校长、顾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85年12月15日　逝世于北京。

　　

　　蔡旭对工作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不怕挫折，勇于进取。他一生多次获得荣誉，也曾几次受到“批判”。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心专注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对于风风雨雨均能正确对待。他热爱自己从事的专业，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只要一走进小麦试验田就会忘掉一切，当然也忘掉时间，一干就是到天黑。他不怕烈日严寒，风吹雨打。下雨时打伞下地，降雪时带扫帚入田，腿脚不便时拄拐杖也要到麦地里观察。有一次去某大队考察小麦时天色已黑，他就借助火柴的微光俯身观察苗情。最难能可贵的还是他那不怕挫折、坚持真理、维护工作、锲而不舍的精神。建国初期，由于所谓学派之争，其育种研究遭到“批判”，有些单位甚至被迫停止育种工作。但他深信自己的事业是对人民有利的，就反复向上级领导申诉，使工作得以延续。那时，为了预防万一，他把育种第三代最好的材料全部分一套给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该所从中选育出华北187小麦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但毫不动摇，批判会一过就下地观察记载，直到他被诬以“反夺权”之罪，剥夺了工作权利，才暂时离开小麦试验地。1969年以后学校多次搬迁，蔡旭及其小麦组成员先后去涿县，上陕北，到三河、宝坻县驻点。他们每到一地都争分夺秒地坚持育种工作，虽然条件困难，工作受到影响，但从未间断过。

　　1972年蔡旭在陕西甘泉县北农大校部患了地方病，被批准回北京疗养。当他路经学校的小麦育种试验所在地洛川时，又停下来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对育种材料作了详细观察之后才回北京。当时他已年过花甲，身患疾病，而且千里搬迁，家人离散，按理应该好好地休整养病。但他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和高尚责任感，又一如既往地出现在京郊的小麦丰产田里；当年秋天就把近年搜集的数百份小麦材料借种在东北旺农场的地里。那时他正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亲自开创的杂交小麦研究工作，在他借住的一间房屋后面几尺见方的小片空地上，播下了杂交小麦材料，密密麻麻地套上许多白色纸袋。令人看后感叹不已。

　　杂交小麦的T型不育系和恢复系是1965年他和李竞雄访问匈牙利时带回的。回国后仅做了一些起步工作，由于这一研究课题难度很大，人们对其前途到底如何尚有争议，而且在70年代中后期这个课题在国际上正处于低潮，但蔡旭认为从国家的角度全面考虑，这一工作不能轻易放弃，率先开展了不育系的转育和恢复系的选育工作。经过他多次奔走国家科委、农业部终于在1982年将杂种小麦研究列入国家六五攻关计划，组织全国攻关，并提出了“协作攻关，开放育种”的技术路线，使此项研究很快取得新进展，并带出、发展、壮大了杂种小麦研究队伍，为“七五”期间能取得重大进展打下了基础。

　　80年代初，他年逾古稀，又患心脏病，行动需借助手杖。但他坚持每天自带午饭乘公共汽车去东北旺小麦试验地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小汤山疗养，但心里惦记着小麦试验，曾多次借故请假脱身，回来时先下地看小麦，然后才回家，连司机都知道他这一活动规律。1984—1985年期间，他因患心肌梗塞，曾数次住院抢救。医生告诫他必须长期安心静养，他自己也知道病情的严重性，1985年4月曾在信中写道：“……医生说对我这种病还没有灵丹妙药，如果再犯，就没有办法了。但我静不下来，总是挂念着工作。”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在床头翻阅田间记载小册子。他视事业重于生命，真正作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蔡旭知人善任，奖掖后进，善于发挥众人之长。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但当他得知某一同志确实能够胜任工作，就放手让人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他采取给任务、压担子的办法培养助手，安排他们围绕育种工作各有专司，各有方向，独挡一面地工作，后来他们逐渐成长为各有专长的小麦育种家。他所主持的小麦课题组成员之间既互有分工又能协同作战，遇有分歧，他总是让大家各抒己见，最后做到求同存异，团结共事。因此，多年来这个小组一直是一个五个手指握成拳头的集体。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北京农大的小麦育种工作才能历尽艰辛而始终不辍，并做出很大贡献。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集体，蔡旭才得以腾出手来从事教学、科研、生产工作，参加许多行政和社会活动，以发挥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有关领域中的积极作用。蔡旭襟怀坦荡，把作物育种视为人民的事业，对育种材料从不据为私有，主张开放育种，强调单位间协作。早在1950年就曾将900余份原始材料发给16个省市的育种单位使用，其后又将杂种第三、四代甚至第六代材料分发给兄弟单位，后来他们都从中分别选出十几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即使是审阅他人的论文，对有些数据还要亲自计算核实。他写文章要经过仔细推敲，力求准确可靠。他指导生产要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思考后才提出建议。

　　他热心传授知识，不论是学生、工人、干部、领导，不论是课堂、田间、会场，一提到小麦便会热情洋溢地谈论起来。一次在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起小麦大面积增产技术的意义与作用，历时一个半小时。与会代表中有人不大了解小麦生产，也有人听不懂他的口音，却无不为他的热情所感动。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暴，敢于仗义执言，从不做违心之论。早在中学时期，就曾参与赶走一个任用私人、贪污腐化的校长而险些被开除。解放前夕，他路遇反动当局捕扣一位进步学生，便挺身而出解救了这位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历次运动中，凡是想不通的问题他就开诚布公地讲出来。对错误作法，如1958年的高指标、浮夸风则进行公开辩论和抵制。由于他热爱党的事业，热爱社会主义，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数十年如一日，198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旭担任的职务很多。在学校曾任农学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校长、顾问等职。

　　曾兼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副所长。历任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五届人大代表和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市七届和八届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农牧渔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全国科协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常委理事、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作物学报》主编等。对每一次职务，他都尽力尽责，认真工作。蔡旭一生选育良种，培养人才，促进生产，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引进的小麦种质资源和培育的优良品种，正在我国小麦育种事业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育成的第二、三轮推广的冬麦品种中，约有数百个其亲本均有“胜利麦”、“早洋麦”、“南大2419”或“农大183”等血统。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很多是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的骨干，而且做出了成绩。他倡导并参与的北京市小麦顾问团，已经成为一支经验丰富的技术指导咨询队伍。他那忠心耿耿、锲而不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磊落坦荡的风范，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1989年为弘扬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在北京农业大学农学楼前树立了蔡旭半身铜像，以志纪念并昭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