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

　　

　　1892年3月5日（农历壬辰年二月初七），生于浙江上虞百官镇茅家弄一个没落商人家庭。

　　1898年（6岁）丧父，依靠母亲替人洗衣维持生活。

　　1900年（8岁），入私塾学习旧学。

　　1906年，在姐夫资助下考入美北浸礼会开设的杭州蕙兰中学（现杭州二中前身）。

　　1910年冬，中学毕业。

　　1911年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11年秋，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在校期间创办校役补习夜校和城府村义务小学。

　　1914年夏，清华毕业，考取公费（“庚款”）留学美国[2]  ，同船者有陶行知。曾打算学医，经反复思考，决心学习教育。抵美后，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917年夏，在霍普金斯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17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

　　1917年冬，随孟禄去美国南方考察黑人教育。同年，当选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

　　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转入心理学系，准备博士论文。正值“南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在美国物色教员，应邀回国任教，于8月15日乘船回到上海。

　　1919年9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任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与陶行知等人倡导学生自治。

　　1920年春，参加新教育共进社。

　　1920年12月26日，长子出生，将其作为实验与研究儿童心理的对象，对其从出生起的身心发展进行连续跟踪观察和记录，并作系统研究。

　　1921年，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3年秋，在南京鼓楼自己住宅内开办鼓楼幼稚园，试验科学化、中国化的幼稚教育。

　　1925年秋，鼓楼幼稚园新园舍建成，定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请助教张宗麟协助工作，全面开展实验，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同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

　　1927年2月，与陶行知、张宗麟一同发起中国最早的儿童教育团体——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并任主编，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15条办园主张。3月，受邀担任晓庄师范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与张宗麟等一道创办中国最早的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6月，任南京市教育局教育课课长，大力推行行政学术化，推广教育实验区。

　　1928年夏，在收回教育主权声浪中，主持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任职期间开办7所小学（附设幼稚园）、一所女子中学、4所工人夜校等。

　　1929年7月，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

　　1934年7月至次年3月，前往欧洲考察教育，回国后介绍世界新教育发展趋势和先进教育经验。

　　1935年，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一文，呼吁全社会、全民族关心和教育儿童，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在战争来临时，先救儿童。

　　1936年，响应“国难教育社”号召，发动募捐，推动“生活教育”、“国难教育”运动。

　　1937年2月，代表中华慈幼会前往印尼爪哇出席国际联盟远东禁贩妇孺大会。8月，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一道投入救济难民运动。

　　1938年初，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与赵朴初、刘湛恩、陈望道等开展难民教育，在开办难民、难童学校；创办难民工厂，倡导生产自救；发起成立儿童保育会并任理事长；宣传推广拉丁化新文字。

　　1939年，因宣传抗日被汪伪特务列入暗杀名单，被迫转移，离开上海。

　　1940年夏，在江西泰和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师，任校长。

　　1941年，创办《活教育》月刊。

　　1943年，创办国立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即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科前身。

　　1944年，战争临近，带领师生转移至赣州。

　　1945年，因前方失守，赣州告急，带领全校师生向赣闽交界的广昌转移。9月抗战胜利后，应邀赴沪，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负责接管外国人办的学校。11月，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后改为市立女子师范学校）。

　　1946年，与陶行知一道成立生活教育社，筹办社会大学。10月，主持陶行知先生追悼会，后被推选为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主席、山海工学团校董会名誉董事长，与政府当局交涉并向社会募捐，将两所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学校和团体迁来上海。

　　1948年4月，赴菲律宾马尼拉暑假小学教师讲习会讲学。8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前往捷克布拉格参加国际儿童教育会议；会后前往美国考察特殊儿童教育，回国后在上海筹办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现为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院）。

　　1949年5月，两次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后经多位大学校长集体作保、营救获释。8月，接受南京市军管会之邀，担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1951年春天，在批判《武训传》中，陶行知教育思想受到批判，陈鹤琴及“活教育”被错误批判。同年6月，为响应抗美援朝号召，与夫人一道送小女儿参军。

　　1952年院系调整，任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首任院长，他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幼教系为基础，整合全国多个高校的儿童教育和福利专业，建立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系。

　　1956年12月，在“向科学进军”高潮中，作《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看儿童心理之研究》学术报告。

　　1958年5月，在南师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年底黯然离开校长岗位。

　　1978年10月，在全国心理学会上发言，提出“要加强儿童心理的研究，为振兴教育，适应新时期总任务需要服务。”

　　1979年3月，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

　　1981年，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

　　1982年3月，南京师范学院党委正式为陈鹤琴平反。

　　1982年年底，陈鹤琴病重。友人潘菽、高觉敷等来探视时，用颤抖的手写下：“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1982年12月30日，与世长辞，享年91岁。

　　

　　目的论

　　陈鹤琴指出，“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从“做人”开始，把教育目的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做人”是“活教育”最为一般意义的目的。如何建立起完美的人际关系，借以参与生活，控制自然，改进社会，追求个人及人类的幸福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所以活教育提倡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求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第二层次“做中国人”就是要培养每一个国民，使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爱国主义品质，这体现了教育目的民族性。陈鹤琴最后把教育目的归结到“做现代中国人”上。他认为这样的人应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有服务精神。

　　课程论

　　陈鹤琴认为，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是固定的，教材是呆板的，先生只是一节一节课地上，学生只是一节课一节课地学。这样的读书只能造就“书呆子”。鉴于传统教育的严重弊端，唯有提倡“活教育”，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活教材”。 陈鹤琴所谓的“活教材”是指取自大自然、大社会的直接的书，即让儿童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直接接触中，在亲身观察中获取经验和知识。“活教育”的课程论并不摒弃书本，只是强调历 来为教育所忽视的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而书本知识则应是现实世界的写照，应能在自然和社会中得到印证，并能够反映儿童的身心特点和生活特点。 他把活教育的内容具体化为“五指活动”。即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其目的是培养儿童理想的生活。

　　方法论

　　陈鹤琴指出，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他认为“做”是学生学习的基 础，因此也是“活教育”方法论的出发点。陈鹤琴在强调做的同时，还强调思维的作用。他把活教育的教学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一是实验与观察；二是阅读与参考；三是发表与创作；四是批评与研讨。这四个步骤是教学过程的一般程序，不是机械的、割裂的，它们同样体现了以“做”为基础的学生主动学习。

　　树立正确的家教观

　　陈鹤琴先生认为，儿童早期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关系着人一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奠基作用。他认为，家长应充分挖掘家庭教育的深层意义，在家教目标上尽快摆脱个人家庭的束缚，树立为国教子的大教育观，将能否为社会作贡献作为衡量孩子成材的标准，由“为个人型”向“为国家型”转变。家庭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的。家庭教育同幼儿园一样，也担负着儿童体、德、智、美、劳诸方面的教育任务，教育内容也相当丰富。

　　重视父母的作用

　　陈鹤琴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中父母的重要作用。他对父母提出了以下要求：1、父母要尊重儿童的人格；2、父母步调要一致；3、父母要给儿童以真正的爱。

　　家庭教育的科学实施

　　陈鹤琴认为，应该创设良好的家庭教养环境，包括物质的环境与人的环境，而人的环境尤为重要。家长应为孩子选择和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用以支持他们的模仿，诸如良好的精神环境、游戏环境、艺术环境和阅读环境等。父母应随时注意自己的眼神、表情、语言交流、行为举止、性格表现、作风习惯和对儿童的态度等等，这些都在无形之中给儿童以很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陈鹤琴指出，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父母对子女教育第一步应从了解幼儿的心理入手，遵循科学的宏观指导。他还进一步指出，应加强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的联系，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和意义都非常重大，但二者不能脱节，必须共同合作才能取得最大的教育效果。

　　课程实施

　　陈鹤琴在对学前儿童心理和教育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学前儿童发展的课程组织法，即“整个教学法”。陈鹤琴认为，“整个教学法，就是把儿童所应该学习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去教儿童学。”因为学前儿童的生活和发展都是整体的，外界环境的作用也是以整体的方式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所以为儿童设计的课程也必须是整个的、互相联系的，而不能是相互割裂的。具体化后即为游戏法，同时要照顾儿童不同的发展水平，而采用小团体式教学。

　　课程编制

　　陈鹤琴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幼稚园课程编制应遵循的十大原则：1、课程的民族性；2、课程的科学性；3、课程的大众性；4、课程的儿童性；5、课程的连续发展性；6、课程的现实性；7、课程的适合性；8、课程的教育性；9、课程的陶冶性；10、课程的言语性。陈鹤琴修订了并形成了新的课程结构：节日、五爱教育、气候、动物、植物、工业、农业、儿童玩具、儿童卫生。陈鹤琴还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课程编制方法：圆周法、直进法和混合法。

　　教学原则

　　陈鹤琴提出了十七条教学原则，即：1、凡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2、凡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3、你要儿童怎样做，你应当教儿童怎样学；4、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5、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6、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7、比较教学法；8、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9、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10、替代教学法；11、注意环境，利用环境；12、分组学习，共同研究；13、教学游戏化；14、教学故事化；15、教师教教师；16、儿童教儿童；17、精密观察。这突出了以儿童为学习主体的思想及一个“活”字，一个“做”字，使儿童处于主动学习的地位。

 

　　“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

　　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

　　陈鹤琴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与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并称中国教育界有四位圣人，他被誉为“儿童教育的圣人”。（新华网）

　　“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一个很淳朴的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热爱儿童，儿童也才能喜欢他。”（潘菽）

　　“我的父亲是一位好脾气的老师。”“他不仅对自己的孩子脾气好，对每个孩子都是如此。因此，在南京开办鼓楼幼稚园期间，孩子们都管他叫‘校长妈妈’。”（陈一心）

　　陈鹤琴是我国第一位引进西方教育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