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

　　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由传教士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传统医学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思想界反传统思潮的蔓延以及西方医学的观念、手段和体制在中国的传播，中医越来越被视作陈腐、落后和“不科学”的“旧传统”而受到质疑和攻击，西医则被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一部分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最终在20世纪初引发了废除中医的浪潮。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首次提议“废去中医，不用中药”，虽未成势，却证明了中医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岌岌可危。1929年，曾留学日本习医、致力于医学革命的余云岫在完全由西医参加的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会议上提出了强制取缔中医议案，并最终获得通过。消息传出后，全国中医界一片哗然，随之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最后迫使国民政府废止了这一决议。在这次“中医存废风波”之后，陈氏兄弟扮演起了捍卫中医的领袖角色。

　　陈氏兄弟之所以信任中医，除因所受的传统教育外，还与他们接受中医治疗的切身经历有关。武昌起义爆发后，年仅20岁的陈果夫奔赴武汉参加保卫革命果实的阳夏战役，在蛇山推大炮时因用力过猛导致肺血管破裂，留下了终身未愈的肺病。后来，陈果夫经常服用中药，并在南京名医张简斋的治疗下，病况有了明显好转。陈氏兄弟既见识了中医的疗效，自然对中医的存废问题有自身的判断和立场。

　　1930年，中医界人士提出建立中央国医馆的建议，以实现中医的科学化，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开拓新的空间。此议得到胡汉民、谭延闿、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内高层的积极支持。1931年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陈立夫被选举为理事长。后来在中医界人士的呼吁争取下，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使得中医合法化有了重大进展。在这一过程中，陈氏兄弟始终站在支持中医的前列。

　　为使中医事业更好地传承下去，陈立夫还积极支持中医教育。1938年陈氏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之职后，为平衡医学教育委员会的中西医势力，也为使中医能在中国医学界获得一席之地，特意聘请热心中医事业的焦易堂、陈郁、饶凤璜等名士为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后来，陈郁委员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程的草案，引起了中医废立双方的争执。最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之职权决定将课程表下发各院校，促进了中医教育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

　　1943年，陈立夫在前往青海视察的途中染上痢疾。当地医疗条件极差，情急之下，随从人员找到了一名兽医为陈施针，但是病情不见好转。无奈之下，陈立夫请求蒋介石派出专机将他接回重庆，请南京来的名中医张简斋为其诊治才得以痊愈。中医的疗效一直在他和他的亲人身上发生着，使他更加笃信中国传统医学内在的科学性。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在政治上失势的陈立夫携家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办起了养鸡场。1960年，受市场变动影响，陈立夫苦心经营的养鸡场倒闭，转而在朋友帮助下在普林斯顿大学噶斯德东方图书馆找了一份整理中医书籍的工作。该图书馆创始人噶斯德是一个犹太商人，早年患有眼疾，遍寻世界各地名医医治都没有效果，后来有幸被中国河北定州的眼药治好，因此对中医颇感兴趣，这些中医书籍都是他后来收集的。本来就对中医感兴趣的陈立夫经过对中西医治疗不同方法的研究，做出中西医对照的整理方案，寻找中医科学化的道路。虽然此事因同事的阻挠而未果，但正是这段经历，更加坚定了陈氏发扬中医学的责任感和信心。

　　1969年，陈立夫应蒋介石邀请回到台湾定居。3年后，由于“中国医药学院”内部中西医之间矛盾激化，蒋介石请陈立夫前往主持校务，开启了陈立夫晚年弘扬中国医学的步伐。到任后，陈立夫首先主持改组董事会，选定的15名董事中有10名是中医，对中西医比例的安排契合了中医学院以中医发展为本位的主题。随后，陈立夫拟定了办学宗旨和16条教育方针，制定了中医学系课程表，并聘请香港的名中医来校任教和编写中医教学书籍。为促进中医学体系的科学化，陈氏与“考试院”交涉，确立了中医师执照考试的相关规定。1972年8月，学院成立针灸研究中心、抗癌研究中心及“中国药材研究中心”。到1988年9月，该校已形成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备的中医学习教育体系。在硬件设备方面，考虑到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他亲自请求“总统”蒋经国给予支持，蒋即拨专款用于建设教学医院。1975年，基础医学大楼建成，并成立了多处实验室和研究室。5年后，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建成，这是台湾第一所正规的中医院。自从陈立夫接手中医药学院之后，台湾的中医药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三十年，不仅对医学院倾注了精力，更成为台湾中医学界的领军人物。1990年代，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还时常现身为中医做宣传。他表示：自己虽然身患30余年的糖尿病，但仍然依靠中医的治疗方法和按摩方式使病情得到了控制，才有如此健康长寿的身体。他饱满的精神、强健的身体俨然是台湾中医的“活广告”，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对中医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在文章和谈话中极力证明中医的科学性，维护中医的地位。1970年，他在《我的信仰和希望》一文中提出：“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定依据事实，无事实而遽做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的。”正如陈氏在题写的一段话中所表达的那样：“不能则学，不知则问，虽知必让，虽能必谦，然后学问日有进步。今有若干西医，对于中医之学理与疗法一无所知，而竟以‘不科学’三字抹杀一切，不亦狂妄之甚者耶？”

　　在弘扬中医方面，陈立夫为海峡两岸中医学的交流做出了贡献。19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逐步缓和，中医作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载体，自然就成为加强大陆与台湾地区文化和医学交流的纽带。1988年，福建中医学院在举行三十年校庆的同时召开了第一届“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就当时海峡两岸中医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如若能够得到陈立夫的认可和支持，必将使得这次的交流会事半功倍。于是，时已退休的前厦门大学校长、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兼福建中医学院名誉教授的汪德耀老先生亲自写信，诚挚邀请陈立夫为该院的纪念刊物题写贺词，并委托香港《万人日报》董事长朱伯舜先生代为转交。陈于11月17日收到汪老先生的来信，当夜即复信，并附上他的论文《中医之理论基础》，希望能在大陆予以发表。

　　朱伯舜收到这封信后，即刻转交给正在香港访问的汪德耀老先生。汪先生甚为欣喜，访问还未结束，即搭乘飞机返回厦门，将陈立夫的回信转交给福建中医学院。该文刊出后引起了中医学界的巨大轰动，研讨会及陈立夫的回信一并被《中医报》评为当时全国的十大中医新闻。该次研讨会是海峡两岸中医药双向交流的重要突破，陈立夫及其来文也作为促进两岸中医共同发展的见证载于史册。

　　陈立夫的一生都与中医有着不解之缘。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陈氏不只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具有淑世情怀的社会活动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深厚情感，使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殚精竭虑、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