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当代数学家。1950年夏高三上提前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1953年9月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1954年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1955年2月由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先生举荐，回母校厦门大学数学系任助教。1957年10月，由于华罗庚教授的赏识，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73年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1981年3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1992年任《数学学报》主编。1996年3月19日下午1点10分，陈景润在北京医院去世，年仅63岁。他为科学事业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是：捐赠遗体供医院解剖。

 

　　1933年5月22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

　　1948年2月考入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福州英华高一上春季班。

　　1950年夏高三上提前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

　　1949年至1953年，他就读于厦门大学数学系。大学毕业后，由政府分配至北京市第四中学任教。

　　1953-1954年在北京四中任教，因口齿不清，被“停职回乡养病”。

　　1954年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

　　1955年2月经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先生推荐，回母校厦门大学数学系任助教。

　　1956年，发表《塔内问题》，改进了华罗庚先生在《堆垒素数论》中的结果。

　　1957年9月，由于华罗庚教授的重视，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

　　1960-1962年，转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工作。

　　1962年任助理研究员。

　　1965年称自己已经证明（1+2），由师兄王元审查后于1966年6月在科学通报上发表。

　　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

　　1973年他在《中国科学》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他的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写进美、英、法、苏、日等六国的许多数论书中。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74年被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亲自推荐为四届人大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任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7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1979年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

　　1979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邀前往讲学与访问，受到外国同行的广泛关注。

　　1980年当选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院士）

　　1981年3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8年被定为一级研究员。

　　1992年任《数学学报》主编，荣获首届华罗庚数学奖。

　　1996年3月19日下午1点10分，陈景润在北京医院去世，年仅63岁。他为科学事业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是：捐赠遗体供医院解剖。

　　

　　有一天，陈景润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哎呀，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自己是个姑娘呢。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

　　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三十八号的小牌子。他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他赶忙走出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来。他背了一会，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看懂。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懂，这是陈景润的脾气。他看了看手表，才十二点半。他想：先到图书馆去查一查，再回来理发还来得及，站起来就走了。谁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叔叔大声地叫：“三十八号！谁是三十八号？快来理发！”你想想，陈景润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他能听见理发员叔叔喊三十八号吗？

　　过了好些时间，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把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这才高高兴兴地往理发店走去。可是他路过外文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新书，可好看啦。又跑进去看起书来了，一直看到太阳下山了，他才想起理发的事儿来。他一摸口袋，那张三十八号的小牌子还好好地躺着哩。但是他来到理发店还有啥用呢，这个号码早已过时了。

　　陈景润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

　　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

　　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

　　“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呐。

　　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

　　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

　　陈景润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

　　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党委书记，马上给党委书记拨了电话。

　　“陈景润？”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

　　党委书记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他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起来。

　　

　　哥德巴赫猜想貌似简单，要证明它却着实不易，成为数学中一个著名的难题。18、19世纪，所有的数论专家对这个猜想的证明都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推进，直到20世纪才有所突破。直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不行，人们采取了“迂回战术”，就是先考虑把偶数表为两数之和，而每一个数又是若干素数之积。如果把命题"每一个大偶数可以表示成为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a个的数与另一个素因子不超过b个的数之和"记作"a＋b"，那么哥氏猜想就是要证明"1＋1"成立。

　　1900年，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在国际数学会议上把“哥德巴赫猜想”列为23个数学难题之一。此后，20世纪的数学家们在世界范围内“联手”进攻“哥德巴赫猜想”堡垒，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有人开始向它靠近。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爵用一种古老的筛选法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一个比6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9+9）。这种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很管用，科学家们于是从（9十9）开始，逐步减少每个数里所含质数因子的个数，直到最后使每个数里都是一个质数为止，这样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1920年，挪威的布朗(Brun)证明了 “9+9 ”。

　　1924年，德国的拉特马赫(Rademacher)证明了“7+7 ”。

　　1932年，英国的埃斯特曼(Estermann)证明了 “6+6 ”。

　　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Ricei)先后证明了“5+7 ”, “4+9 ”, “3+15 ”和“2+366 ”。

　　1938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Byxwrao)证明了“5+5 ”。

　　1940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Byxwrao)证明了 “4+4 ”。

　　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Renyi)证明了“1+c ”，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数。

　　1956年，中国的王元证明了 “3+4 ”。

　　1957年，中国的王元先后证明了 “3+3 ”和 “2+3 ”。

　　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BapoaH)证明了 “1+5 ”， 中国的王元证明了“1+4 ”。

　　1965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Byxwrao)和小维诺格拉多夫(BHHopappB)，及 意大利的朋比利(Bombieri)证明了“1+3 ”。

　　1966年，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 “1+2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大偶数=素数+素数*素数或大偶数=素数+素数（注：组成大偶数的素数不可能是偶素数，只能是奇素数。因为在素数中只有一个偶素数，那就是2。）。由于陈景润的贡献，人类距离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后结果“1＋1”仅有一步之遥了。但为了实现这最后的一步，也许还要历经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有许多数学家认为，要想证明“1＋1”，必须通过创造新的数学方法，以往的路很可能都是走不通的。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人们的嘴边。

　　但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对于陈景润的贡献，中国的数学家们有过这样一句表述：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全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赞叹说：“啊，你移动了群山!”如今，陈景润早已驾鹤西去。前些年，他的遗物、手稿被永久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代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业绩，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著名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