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柏杨原名郭衣洞，满族，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去台后，曾在反共救国团任职，后在成功中学、省立成功大学、国立艺专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柏杨一生着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2008年4月29日清晨1时12分，柏杨呼吸衰竭过世。

 

　　柏杨先生自称出生在1920年前后，其父亲时为通许县县长，柏杨当出生在当时的县政府衙门寓所。不知道出生日期，最终被认可的生日是3月7日，以纪念1968年被捕入狱的日子。

　　一生念过很多个学校，但从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为上大学数次使用假学历证件，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这样一句话：“柏杨的生平，在他呱呱坠地之日始，便构成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宗标准化的形象——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个小孤儿。”

　　1949年，到台湾。1953年，发表平生第一篇文章。1960年，开始以“柏杨”之名写作杂文专栏。

　　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后又被减为8年。1977年4月1日获释，实际被囚禁9年又26天。影响两岸中国人数十年的人物，人文大师，从1950到2004年，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五年专栏，十年史学写作，十年人权，有华人处，就流传着柏杨的作品。

　　1966年他在平原出版社任社长。他的妻子倪明华（诗人）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他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13日，因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3月4日逮捕了他。这就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身陷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沉，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 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1979年，韩国邀请柏杨和张香华出席诗人大会，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柏杨也写了不少小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反共”小说，主要有《辩的天花》、《天疆》、《异域》等；第二类是爱情小说，如《旷野》、《秘密》、《莎罗冷》等；第三类是反映现实的小说，如《怒航》、《挣扎》等，这类小说文笔犀利，深刻揭露台湾社会“人吃人”的本质。2008年4月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柏杨因为肺炎在台湾逝世，享年89岁。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九百年后的今天，柏杨先生耗时十年（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将其译成现代语言，亲自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

 

　　《丑陋的中国人》收集的都是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柏杨在各个学校所做的演讲文章为主。而该书所有文章，都围绕一个相同的中心主题，即是作者序言所说的：“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为此，作者他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子子孙孙受感染，不能痊愈。这也是全书核心及全部内容。

　　在文中，柏杨对被保守观念禁锢的中国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大胆剖析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自揭家丑，曝露恶习。小到窝里斗、脏、乱、吵、不能团结、死不认错、自私不顾及别人，无秩序，不会讲“对不起，谢谢，没关系”，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这些国人的不良积习；大到造成中国官场腐败的科举，奴性媚骨的宦官制度，愚昧无知的裹脚恶俗等等。

 

　　柏杨妻子张香华说丈夫的小说很糟糕，并认为其杂文比小说好，但《中国人史纲》和《柏杨版通鉴记事》则写得很好，因为很有开创性，用的文体和杂文完全不同。

　　柏杨好友，物理学家孙观汉说：“每个人差不多都知道自己可自豪的一面，但是柏杨使我了解我丑陋的一面，而最使我惊奇而伤心的是这种可怕的丑陋，竟不是我一人所独佔，而是十亿同胞所共有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评价柏杨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迹”。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说：“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溷乱，柏老却能永葆信心。因为他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有时候比我们年轻人还乐观。”

　　作家聂华苓曾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

　　学者陈晓明回忆指出，“想要走向现代化之路，就要批判传统，柏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成为一种很经典的认知，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同时评价柏杨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者，“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爱之弥深，恨之愈切’，只有对传统文化非常关切、对中国人怀有非常高的期望，他才会批判、揭示它的问题所在”。

　　李敖曾评价柏杨是“跟国民党走的文人”、“只比何凡的‘玻璃垫上’批评层级高一点”，并说自己非常讨厌他的名字和柏杨连在一起，更曾于《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一书中批评柏杨本身就是一名丑陋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