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卞之琳（1910.12.8－2000.12.2）江苏海门人，曾用笔名季陵，祖籍江苏溧水，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西语教授，并且在现代诗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诗坛，曾经受过"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大多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年－1949年）。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

　　卞之琳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19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当 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 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 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 动。”“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 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 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 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 。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 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 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 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 “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 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 ”，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14岁第一次买了一本冰心的诗集《繁星》，从此对新诗发生兴趣。

　　1929年毕业于上海市浦东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1930年开始写诗，此后不断发表新诗和翻译文章。

　　1933年出版诗集《三秋草》。

　　1935年出版《鱼目集》。

　　1936年与李广田、何其芳合出《汉园集》，因此三人又被合称为汉园三诗人。

　　抗日战争时期，卞之琳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38－1939年去延安和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并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此行促成他创作诗集《慰劳信集》与报告文学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品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记叙了抗日根据地部队的生活。

　　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2年《十年诗草》出版。

　　1946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次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从事研究。

　　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员。

　　1949年回到北京，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北大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机构，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

　　1951年出版诗集《翻一个浪头》。1979年出版自选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

　　1949年起，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4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W.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研究，着译有《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英国诗选》等。此外还出版诗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

 

　　《断章》《雨同我》《入梦》《灯虫》《鱼化石》

　　《墙头草》《古镇的梦》《妆台（古意新拟）》《尺八》

 

　　《断章》是“新月派”诗人卞之琳的代表作品。本为作者抽出长诗的一节。该作品含蓄蕴藉，但语言却极朴素、平实，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断章》通过几组意象营构了丰富的诗境、诗趣、诗思，又通过意象的顶真旋复在意象之间搭设了一架“天堑变通途”的飞桥，在其逻辑结构的贯联之下，意象的单薄骨架立即在人的视野中变得充盈与丰富，并不断膨胀链接，最终形成了无限丰富、完整、饱满的艺术世界。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社主编、诗人高洪波说：“卞之琳先生是中国诗坛的琢玉者。他一生写的诗歌没有超过五千行，惜墨如金，是个很特殊的例子，真有点儿像当年唐代的孟郊、贾岛这样的苦吟诗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才华横溢式的，写得很多，像龚自珍：另一种是披沙拣金式的，拙于言语，但有耐心和耐力，写得持久，不以数量取胜，如卞之琳。他把诗当成一块玉来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诗作铮铮然有金玉之声。卞之琳长于内心思考，短于社会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绝对不是公众人物，不是表演式的公众人物，就像孙犁，是远距离征服式的作家。但他却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其诗，表现了人生深层次的痛苦、孤独、命运和思索，博采中西各家之所长，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层挖掘，沉着、大气、精光内蕴同时也静气内敛，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九叶诗人等诗作者。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他与张謇同为海门老乡，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他的《断章》成为新诗的不朽代表作，他不仅是“汉园三诗人”之一，还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卞之琳，这个令南通人自豪的名字，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上，越发响亮。昨天上午，浙江大学知名学者、卞之琳的学生江弱水应邀登上第48期江海世纪大讲坛，以《语言的智慧：诗人卞之琳和他的诗》为题，为通城市民揭秘他眼中的老师。

　　1982年秋天，正读大学四年级的江弱水在同学的鼓动下，把自己所写的一组白话格律体诗歌寄往《译林》杂志社，转给了卞之琳先生。没想到，只过了三个星期，就收到北京寄来的邮件。“一封卞先生字迹细密的回信，其中奖勉有加：一束我的诗稿，差不多每一首都用铅笔批上了意见；再就是一本装帧精美的诗集，香港三联书店增订版《雕虫纪历》。”从此，这成为他们缔结师生友情的开始。

　　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师生情谊，江弱水至今仍十分感怀。他透露，从第一封信起，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总能不断收到先生寄赠的各种新出或重印的著译，更收到写给他的长长短短的信，或指点或安慰或批评或激励。从1982年的相交至2000年卞先生离世，18年来，江弱水共珍藏了先生的来信上百封。“这些信，既是一位卓越的匠师给一个艺术学徒的诗歌传习录，也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对一个后生小子的人生教科书。先生用自己的双手时时将我扶持，把我拂拭！”1983年，江弱水的学士论文，经过卞之琳的指点得以完成，并由他推荐给香港《素叶文学》发表；1987年，先生细心选了江弱水的五首诗，并写了一篇数千字的介绍文章，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一并刊出。上世纪80年代，江弱水在卞之琳的影响下，“十分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格律试验”，其十四行诗，被卞先生评为“纯正光润”。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期间，江弱水将老师卞之琳作为研究对象，并写就了博士论文《卞之琳诗艺研究》，在卞先生九十华诞前夕，该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卞先生收到的最好的寿礼之一。

　　“只是如今我早已经不写诗了，有负于老师的期望，这令我十分惭愧。”江弱水一直致力于包括卞之琳诗歌在内的现代诗学研究，著有《抽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诗集《线装的心情》，编有《卞之琳文集》等。他是文艺理论领域著述颇丰又深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现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从技术上来说，卞之琳是中国新诗百年来的第一人！”在讲座中，江弱水分别以卞之琳翻译的《哈姆雷特》选段以及诗歌《白螺壳》、《尺八》、《断章》、《无题五》举例，在动情朗读的基础上，生动诠释了卞先生诗歌语言的多元、形式的多样、技巧的变化多端、意义的繁杂多歧以及多重的复杂来源。

　　《白螺壳》是江弱水最喜欢的诗歌之一，“这一首诗就将三种用韵方式一网打尽，诗作本身的结构也如白螺壳一般，精巧复杂，令人叹服！”而在《尺八》中，卞之琳巧妙地设置了戏剧化的场景、小说的情节，来抒发内心隐秘的情感，整首诗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讽刺。作为现代诗的第一名篇，《断章》吸引了无数学者和评论家撰文评述，简单的四句诗，其评论往往都是上万字。江弱水坦言，卞先生是诗人中的相对论者，他的诗歌常常浸润着深深的相对观。“《断章》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江弱水表示，将该诗看成一首爱情诗，则是最容易的读法。

　　在江弱水看来，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和完美融合，成为卞之琳诗歌艺术的最大特色。正如学者赵毅衡所言，卞之琳上世纪30年代的诗作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一是中国传统的继承，二是西方现代诗学的吸收。“婉约词与玄学诗的美妙结合，卞之琳的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江弱水看来，卞之琳的诗歌可以与张爱玲的小说媲美，两者同样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被人所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卞之琳的艺术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卞之琳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人！”

　　有意思的是，关于卞之琳艺术成就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不是出自中国，而是来自荷兰莱登大学；关于卞之琳诗艺剖析最好的书，不是出自大陆，而是香港中文大学张曼仪教授的《卞之琳著译研究》。“在那个群情激昂的年代，大多数人欣赏不了卞之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艺术趣味的变化，抛开艺术形态的干扰，卞之琳的名字将越发响亮！”江弱水透露，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卞之琳就名声在外，在台湾，余光中先生就是卞之琳最大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