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

　　1923年1月出生在中国台湾新北市。

　　1941年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

　　1943年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

　　1946年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义读书会”，1949年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46年9月经中共台北市工委委员吴克泰介绍入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而脱党。

　　1952年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翌年回台，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

　　1957年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领导人”，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养其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领导人”，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总“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领导人”，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2000年3月24日，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

　　2000年5月20日，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由陈水扁正式就任。

　　2001年9月21日，国民党宣布撤销李登辉国民党党籍。卸任台湾领导人后，李登辉常会前往台湾各大高校演讲并同青年学生交流。

　　2011年1月3日，于台湾台北圆山饭店邀请台湾政坛大佬共同庆祝90周岁农历虚岁生日。2011年11月，李登辉罹患大肠癌进行手术切除，并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休养。

　　1988年1月李登辉“荣登大宝”，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个“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运”，“希望他能排除万难……让台湾和平地完成体制的转变。”还不无吹嘘地说：“在台大时，我们常接触，彼此很谈得来，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里聊天，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以后彭明敏就总不时地称赞李登辉“学识渊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湾和平实现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还间或有书信往来，彭明敏曾就台湾问题“写过几点意见托人带给李登辉”。在1990年春台湾围绕“领导人”选举展开激烈政争时，彭明敏以“亚太民主协会”主席之身，毫无顾忌地公开支持李登辉，说什么我“大胆在特殊的处境中为李登辉背书，是因为台湾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当‘领导人’。”

　　和刘庆瑞“相濡以沫”。民进党人办的《民进》周刊，1989年2月刊载一篇文章说：“认识李登辉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辉具有相当清楚的台湾人意识，尤其在尚未与国民党的政治圈接触之前，李登辉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对酒时，出现极为激昂的台湾人意识。”那时，李登辉和刘庆瑞、郭婉容夫妇“相濡以沫”。台湾大学的学生戏称他们的这三位老师是‘铁三角’。”

　　文章指出“刘庆瑞不但是个知名的‘宪法’学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领悟到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台湾人……早期台大法学院有一个很普遍的传言说，当时彭明敏和他的学生所发布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其实还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个时间里，据说刘庆瑞已经完成了一部‘台湾新宪法’，倘若发表，将是独步全球的台独经典之作。”《民进》认为刘庆瑞是“台独”分子的判断，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谢聪敏所证实。刘是谢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谢在1992年回忆说，“经过和彭明敏、刘庆瑞、殷海光几位老师的讨论，我已经认识到：如果国民党不变，这样下去，台湾是一个悲剧。”于是就投入了“台独”的行列，“才有了后来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国创办的“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是“海外五大台湾人社团”即五大“台独”组织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时的同学、“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们返台探亲时，李登辉在日理万机之中，拨出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台独”老同学叙旧、聊天，而且让他们大门进大门出，丝毫不在意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师”。李登辉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奉行“入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在岛内“台独”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人权宣言》等三个东西，被认为是岛内“台独声音发皇的根基”。《人权宣言》宣称：“面临中共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它还提出“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宣言”就是在翁修恭当“长老教会”总会代理议长期间，炮制出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岛内公开倡言台独主张的前锋人物”。

　　就是这个“台独前锋人物”翁修恭，却在1988年底，就是说在蒋经国逝世的当年，却被李登辉聘请为“家庭牧师”。

　　与黄彰辉是“教友和旧识”。黄彰辉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是该教会“本土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时有联系”，在彭因“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被捕之后，离开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美国先后发起组织“海外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和“台湾人自决运动”，成为海外“台独”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黄彰辉于1987年7月回到台湾，获得“李登辉‘副领导人’的茶会邀请”，见面时，当李登辉邀请黄彰辉上座时，黄彰辉一语双关地说道：“时阵（候）一到，该你坐的位子，不要迟疑，尽管就座吧！”俩人还就“变更台湾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充满智慧与爱心的对话”之后，黄对李“颇有好感”，当即对李期许道：“有你在位，我们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点08分，“时阵到了”，李登辉在“‘领导人’的位子”“就座”，黄彰辉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台湾人：“我们应该给李登辉一个机会，让他完成理想，因为李登辉知道掌握变更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辉的交友、择“师”，十几年前台湾媒体指出：“这是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于台湾独立运动一个悠远而深沉的表态，表示他从未忘记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朋友。”这话点中了要害。已经非常清楚了，李登辉“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问，这样一个李登辉，怎么让坚决反对“台独”的蒋经国选中当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辉就是靠“反台独”被蒋经国看中的。这是“追随经国先生左右16年”的“前‘领导人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在一篇题为《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领导人”之我见》的文章中披露的。

　　这位“追随者”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生活起居甚为简朴”。但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的，是李登辉的“反台独”。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将文章有关部分原文照录：张文写道：“上述几件事情，固然都为当时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较有利的地位，不过，真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优势，则在于李的另一表现。因为经国先生在考量搭档伙伴条件时，除了前面说的各项要求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选为‘中华台北副领导人’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这样的条件，李登辉怎么被蒋经国选定的呢？文章紧接着说：“而就在民国73年10月间，台湾省李主席向第7届省议会提出施政报告，并接受省议员对省政的总质询，于经过连续若干次会期答复质询之后，轮到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的联合质询，贸然提出‘台湾独立’问题，要求省主席表示态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轻，省主席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主席却面对问题，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两句话明朗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鲜明显示了他正确而坚强的国家意识。次日经国先生于阅读此项剪报之后，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这一经过，距离7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12届2中全会，通过蒋主席提名李登辉同志为‘副领导人’候选人，不到二个月。毫无疑问，（蒋经国这样做）那段省议会的答询词，有了极大的关键作用。”

　　很显然，李登辉这个“台独”分子，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1994年他和司马辽太郎倾心交谈时，在“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一节中，坦承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

　　2012年8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安全密帐案”，李登辉首次以被告身份出庭。他说，本案起诉后等了一年多，终于有机会出庭说明。

　　李登辉以闽南语表示，为了出庭很早起床，昨晚也睡得很饱。媒体询问他是否自认无罪？他说要看法官如何认定，本案起诉后他等了一年多，今天终于有机会出庭，等开完庭后会说明。

　　2011年6月以李登辉、台湾综合研究院创办人刘泰英等涉嫌侵占密帐公款779万多美元，透过洗钱后，购买台湾综合研究院办公室及支付开销，依贪污、洗钱等罪起诉两人。

　　李登辉过去曾因台当局前“国安局”会计长徐炳强被控“安全密帐案”，以证人身份到台北地院作证。刘泰英被控“新瑞都案”，李登辉也被法院传唤作证。

　　2013年11月15日，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当局前领导人李登辉涉“国安密帐”案，台北地方法院15日一审判决李登辉无罪，同案被告刘泰英有期徒刑2年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全案可上诉。

　　“最高检察署特侦组”2日表示，对无罪判决部分，提起上诉。

　　特侦组在2011年间认定李登辉、刘泰英涉侵占密帐公款779万多美元，透过洗钱购买台湾综合研究院办公室及支付开销，依贪污、洗钱等罪起诉两人。

　　台北地方法院2013年11月15日判决李登辉无罪，同桉被告刘泰英有期徒刑2年8个月，褫夺公权3年。全案可上诉。

　　特侦组指出，检方于2013年11月22日收受判决正本后，特侦组承办检察官与台北地检署莅庭检察官等人于会商研议后，均认就原审判决无罪部分均应提起上诉。

　　李登辉的“身世之谜”在政坛传闻已久，却始终未获得证实。不过，台“监察院”2013年初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中，记录学者戚嘉林在接受“监委”访谈时，曾提及李登辉“他应该是日本人的私生子没有错”等语，成为台当局文件中谈论李登辉身世的首例。

　　李登辉在长达12年的领导人任期中，积极推动蒋经国晚年未竟的民主化改革，撤销了”万年国代“，彻底终止了蒋家一家在台澎金马的统治历史，并顺利完成了直接”民选“领导人及政党轮替，为台湾地区民主政治变革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任内施行”在地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权的平稳运作。

　　李登辉出生于日本殖民地（台湾）父亲为日本人，自幼受过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其兄死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战争中，使其萌生强烈的”亲日“色彩，一定程度上阻碍其评价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也直接损害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李登辉在其任内多次搞“台湾独立”，使其自身的形象在中国大陆民众中陷于低谷，并以负面政治人物的形象而为中国人所熟知。

　　李登辉在任期内搞黑钱政治，损害了得来不易的台湾”民主“成果，也使其政客的本质暴露无遗，并曾被李敖多次在立法机构起诉，其本人涉嫌经济贪腐问题更为人所不齿。

　　蒋经国启用毫无人脉基础的李登辉，临终感叹选择李登辉是人生败笔，他认为只有像李登辉这样依附他并受其提携得以平步青云的“平民官员”，才能起到没有蒋家人继位却能让蒋家人放心的作用。当然，那时的蒋经国绝不会想到，李登辉羽毛渐丰之后，竟成为蒋氏家族的背叛者与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