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字星杓，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个人生平
早年经历
9岁以前在家中私塾开蒙，11岁入三味书屋，后去杭州陪侍狱中祖父并授读一年半，遍读史书与笔记小说。
光绪二十七年秋，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翻译英文小说。
留学回国
三十二年夏，随鲁迅东渡，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
宣统元年六月，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
抗战时期
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在任绍兴教育会长期间，着手进行教材改革并开始研究儿童文学。
在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参加《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学论文，以及新诗《小河》、《微明》、《画家》、《爱与憎》等优秀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建国前后
五四运动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 1922年11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4年冬，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 1930年8月，主编《骆驼草》。
抗日战争开始后，滞留北平。1939年
元旦，遇刺未亡，随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
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也回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图书和文章，主要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1965年9月，所写最后一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文革时期
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与鲁迅的兄弟恩怨
1923年，鲁迅缘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对此一直都存在争执，因为对于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都未对外人详提。记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里，找到许许多多周作人、鲁迅的单人照片，但却遍寻不着任何一张鲁迅与周作人二人的合照，仅有两张兄弟二人同时出现的照片，也不过是鲁迅与周作人参加公众活动时的多人合影。据资料室工作人员介绍，1923年之后，二人不再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学界主流的观点集中认为矛盾的发生似乎是因为家庭琐事，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贫寒，多年来鲁迅就一直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从1912年来北京教育部供职时开始，鲁迅定期往信子在东京的家里寄钱，极少间断。全家搬来北京后，鲁迅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从跟随鲁迅成长，到与鲁迅突然决裂，再到晚年写鲁迅回忆录……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经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环历程。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人在精神特质上都属于那个时代主流之外的异类，尽管两人曾一度分离并斗争激烈，但纵观一生，两人不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经历着一个由重合到分离，再到重合的循环过程。 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让原本复杂的两个人物经过纠缠变得更加复杂。早期他们都重视日本艺术，并时常将这些转换到思想里，想让国人得到一些启示，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评价说，“从人性角度思考，鲁迅对弟弟很宽容，当东北遭到日军侵略时，在报上遍寻周作人的名字，当没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议时，鲁迅感到很难过。而此时的周作人正沉迷于沉迷花鸟虫鱼的生活，这被当时学界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抛弃自己的弟弟，反而帮周作人说好话。”当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鲁迅时，曾问过他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地说是“周作人”。这段历史在鲁迅死了很多年后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从与兄长鲁迅分开后，一直对鲁迅评价不好，常常在报上以文章讥讽兄长，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鲁迅对他的爱后，才客观地重新介绍鲁迅，撰写鲁迅回忆录。
交友之道
周作人喜欢有趣的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是懂幽默的佼佼者，周作人还喜欢性情飘逸的人，
胡适的学生徐志摩就深得
周作人的喜欢。而相反，过于严肃而显得乏味的人，则不讨周作人的喜欢。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是终身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与钱玄同两个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钱玄同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赏识。每次见面，周作人总是坐在一旁听钱玄同讲，钱玄同也愿意讲，两个人一起喝茶时，大部分话题围绕最近看了什么书，钱玄同什么书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书是他推荐的，周作人的很多观点也是受到钱玄同的启发。
在周作人的圈子里，胡适是个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谈及胡适的文章很多,态度有一点复杂：他深知胡适的分量,但对其弱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关系忽冷忽热。尽管胡适对他帮助很大，也很赏识他，但他却瞧不起胡适，他觉得胡适有很多问题，认为胡适是依傍在一个价值体系里，周作人怀疑单纯依靠任何一个理论能否解释一个世界。同时他认为胡适的文章平实枯燥，文学情调不行。另一个特殊的人则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师，但当章太炎沦落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时，周作人便立即与之划清了界线。
人物评价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
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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