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

　　邓稼先从小就有爱国情怀。13岁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遍布京城。当时，日本侵略者有个规定：凡是中国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行鞠躬礼。邓稼先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这是一种侮辱，于是，他宁愿绕道走，也不去向侵略者行礼，以免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

　　这种对侵略者的痛恨，源自他有一个爱国父亲。一天，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邓家来拜访。没想到，那位朋友刚一进门，平时一向很和气的父亲突然勃然大怒，很严厉地质问他：“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人。”朋友一下子明白了：邓先生是嫌自己给日本人办事。朋友羞愧难当，正想辩解什么，父亲一声怒吼：“你出去!”这件事，给童年的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产生了最朴素的爱国意识。那时，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座中国城市，就强迫中国人去参加所谓游行集会，庆贺他们的胜利；如果不去，就会被杀头。

　　有一次，侵略者又逼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邓稼先虽然很气愤，但又不能不去。当游行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扯碎了发给他们的小纸旗，还不觉得解气，又把破碎的旗子扔在地上，猛踩一脚，感到很扬眉吐气。但这一幕校一个穿便衣的特务看见了。特务找到校长，要校长交出这名学生。

　　校长知道这事是邓稼先干的，但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了。后来，校长找到邓稼先的父亲，告诉他：“邓稼先已放人盯上，迟早会出危险的。万一被密报上去，就会落到日本人手中。为了他的安全，应该想办法让他离开这里。”

　　眼见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父亲只得同意把儿子送到外地。临行前，家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没有过的眼光看着这个儿子，很久才坚定地说：“稼儿，你还年轻，正是学知识的时候。你出去之后，不要学文，像我一样，学文对国家有多大用处呢?你一定要学科学。我们国家落后、贫穷，受人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只有掌握了科学，才能对国家有用啊。”

　　邓稼先把父亲的话深深印在脑海里。就这样，16岁的他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他始终牢记父亲的嘱托，决心掌握更多的科技文化知识，将来好报效祖国。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研究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方案，并亲自参与了核武器的实验。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钱学森同志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中影响最大和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

　　作者：杨振宁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完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奥本海默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和他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罗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

　　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说“在外地工作”。但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