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官方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D和G家领 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女神》。郭沫若作。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

　　《星空》出版于1923年，共34首诗，作于1921年10月至1922年12月，这时新文化阵营分化，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时期。郭沫若正陷入孤寂彷徨的苦闷之中。《序诗》中，原来《女神》里的气吞日月的理想化的叛逆“自我”形象，已经变成了“带了箭的雁鹅”和“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郭沫若几度回国，希望看到祖国的新生，但五四高潮已过，国内仍然一片黑暗。他对现实有着更深的憎恶、不满，又无可奈何；只好到大自然或超现实的空幻境界寻找暂时的解脱和安慰。他不再礼赞“光芒万丈的太阳”，而是仰望幽光闪烁的“星空”，不再是要“赤裸着双脚”，永远和地球“母亲”相亲，而是羡慕“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天上的街市》是郭沫若于1921年10月24日创作的一首诗歌。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现实，郭沫若通过《天上的街市》表达对五四运动后祖国新面貌的美好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