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

　　进军东北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他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余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各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开始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将衔评定。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

　　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

　　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罗荣桓的一生中共生育有多名子女，罗荣桓分别为他的儿女们取名为：罗玉英、罗北屯、罗林、罗东进、罗南下、罗北捷和罗宁，其中三人早夭。

　　罗荣桓之女罗玉英：1926年生于衡阳市，直至1950年才前往北京与父亲罗荣桓团聚，不久被安排进入速成中学预备班学习。1954年，罗玉英被分配到北京南郊农场做人事工作，之后便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科院任职，直至60岁退休。

　　罗荣桓之子罗东进，生于1939年2月12日，时间大约在八路军东进山东前夕，于是以此命名。罗东进于1959年参军，之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并得到过中将军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的称号。

　　罗荣桓之女罗北捷，乃罗荣桓与林月琴的三女，于1949年10月出生。1972年她在第一军医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北京304医院任职医生。1979年后又前往加拿大进修，回国后被任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新成立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罗荣桓之女罗宁，同样为罗荣桓与林月琴所生，1951年生于北京，现任北京凯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荣桓是绝对正面的领导人，而且与林彪长期共事，所以后来的宣传都是两位元帅不和，罗帅很早就看出他心术不正，一些影片也描述罗荣桓和林彪的斗争。谈到这里，父亲说：“这些电影很多都不真实，让没经历过的人看着好像很真实，我们经历过的人看到一些情节都想笑。”父亲曾经是两位元帅的下属，父亲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了林彪，父亲在山东军区长期接受罗荣桓的领导，父亲说：“助他工作的。”虽然林彪已经是“死老虎”，但是罗帅的家属还是这样尊重林彪的战功，让我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罗荣桓善于团结同志，能长期和林彪共事的人肯定很善于合作也很有耐心，因为林彪很能打仗，所以也带来了刚愎主观和一言堂的毛病，有些也是战争年代需要他做决断的，他在打仗方面的很多决断也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林彪当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时候才25岁，但他一般都不把党代表放在眼里，与他做搭档必须尊重他辅佐他同时还要有原则。毛泽东一眼相中罗荣桓，将他派到四军后做政治委员与林彪珠联璧合，林彪负责指挥作战，罗荣桓的政治工作也有条不紊。林彪、罗荣桓合作的很不错，否则也不会有四野打下大半个中国的奇迹。当然，在东北战场上罗荣桓与林彪有过争论，这也是工作中常见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荣桓看到林彪对军队的讲话和做法有点偏，所以并不太热心，对于林彪推广毛泽东语录，也提出要全面领会毛主席的著作。总体说，他们关系不像传说中那样矛盾很深。尤其传说罗荣桓说和林彪共事如同判了无期徒刑，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而且这也不是罗帅的语言。要知道。林彪在文革前是全党公认的好领导，即使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接班人的重要人选。罗帅去世的时候，很少露面一向深居简出的林彪很上心，又是送花圈又是鞠躬，而且称罗荣桓是‘良师益友’，像林彪这样孤傲的人很少称毛主席以外的人是‘师’，说明他对罗帅的逝世还是很难过的，毕竟是战争年代建立的深厚情谊。”

　　如今当事人能作如此评价实属不易，也能说明些林彪与罗荣桓的关系。绝不像某些文人骚客或贬或褒任意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