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

　　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10月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随后，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1928年4月28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后来，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提升很快。

　　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直言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写了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的著名复信。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1959年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1965年冬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告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1966年初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女儿林立衡：又叫林豆豆，1944年生于延安，是林彪和叶群夫妇唯一的女儿。六岁时曾跟随父亲林彪至莫斯科养病。由于家庭因素，她尊重父亲而厌恶母亲。文革期间担任《空军报》副总编。1989年参与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机构，后来在这个学会下面设立一个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一个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2002年退休。2009年，中国抗日纪念馆迎来了一批客人，开国将帅子女80多人齐聚为祖国母亲祝贺生日，林立衡也出席了活动，这是她最近一次公开亮相。

　　儿子林立果：（1945年－1971年9月13日），林彪之子，小名“老虎”。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1945年出生。林立果曾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后升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化大革命时辍学，1967年3月参加空军，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州部队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70年10月，林立果协助林彪组成秘密组织“联合舰队”。1971年3月，林立果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谋杀阴谋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也随之败露，9月13日凌晨，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在山海关机场强行驾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林彪出逃是有政治背景的，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并且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林彪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是在九大之后，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四条：一是对内政策。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思路：九大之后，要实现安定团结，通过斗、批、改三个阶段，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走上正轨。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很大权力，尝到了“甜头”的林彪集团，不希望马上结束“文化大革命”，也不希望实现安定团结和国家走上正轨。因为那样的话，军队干部就会退出地方各级政权，回到军营(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将归帐，兵回营”)。如果“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他们就可以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林彪集团的人就会从“军”逐步“渗入”到“政”里面去。这一点，从林彪手下的人竭力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就可以看出来。

　　二是对外政策。当时中苏两国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威胁。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顶住了苏联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和缓的途径。当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派柯西金来中国会谈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决定，自己不见柯西金，而是由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见柯西金。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策略是对的，由于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的北京机场会谈，中苏边境局势逐渐和缓，最终中苏两国没有大打起来，中苏两国人民都免除了一场大战乱。但林彪却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林彪是中国政府里面的“鹰派”(主战派)，他主张与苏联对抗。那时，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将领曾多次滥用毛泽东很早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不怕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句话是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角度提出的。但毛泽东是战略和战术统一论者，他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对如何对付敌人上，是慎重的。林彪则不赞成毛泽东的策略，他认为，同苏联的军事斗争，是“反修”斗争的重要战线。同时，林彪也不赞成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他认为，不能向美帝国主义妥协。

　　三是林彪自以为本集团的权力不够大。对他自己，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实权。他还认为毛泽东对他不信任，而江青一伙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对此，林彪一伙是不服气的。为了与江青一伙争夺权力，地方上经常发生造反派与军代表之间冲突的事情。在权力分配上，林彪一直认为毛泽东偏袒江青集团。为了使本集团掌握更多的权力，他要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掌握更大的权力，特别是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权力。只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更大权力，他们就会自上而下地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叶群说过一句话，最能代表林彪集团的意图。叶群说，林副主席现在有什么权？就管个国防部，其他什么权也没有。九届—二中全会前，叶群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

　　四是接班人问题。九大党章虽然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他还不算放心。在九大上，毛泽东突然对林彪说，你当党的主席，我当副主席，怎么样？林彪赶紧推辞。林彪认为，毛泽东这样说，是试探他，是对自己不放心的表现。九大之后，有一次毛泽东对林彪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听了这个话，林彪觉得毛泽东已经对自己不信任了，不一定要让他当接班人了，要另换别人了，而且毛泽东所提到的李德生和纪登奎，都不是自己的亲信，因此，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默不作声。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视察南方时，还提到这件事。他在8月16日同刘丰等人谈话时说，那次同林彪说了这个意见(指培养30-60岁之间的人当接班人之事)后，他“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林彪曾有两个选择，当第一个选择落空时，他只能选择第二个——出逃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他感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不肯束手就擒。他此时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

　　而在北戴河的叶群则从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中和不让飞机动的命令中，感觉党中央已经觉察到了他们的阴谋。一向敏感、细致的林彪从这些情况中断定：中央已经对他南下广州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不一会，李作鹏打来电话，向他报告刊司恩来关于只有四个人下令才能动山海关的“二叉戟”飞机的情况，更证实了林彪的这一判断。他不得不放弃第一选择，转而实施第二选择——外逃。
 

　　此说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新书，书名为《TheConspiracyandDeathofLinBiao》，作者Yaomingle。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书名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作者译为姚明理。1983年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将此书翻译出版，书名译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要鸣了”的意思。

　　在这本书中，说林彪、叶群是在西山参加了毛泽东精心安排的晚宴后被火箭打死的，在温都尔汗坠毁的三叉戟飞机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布的坠机现场的照片出于伪造。

　　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把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说又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中国击落说，另一个分支是苏蒙击落说。

　　所谓被中国击落，是说毛泽东、周恩来见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苏联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打回来，或在外策动、指挥中国内战，便下令解放军用地空导弹将林彪的座机击落了。

　　此说在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的书中有过披露。张宁对林彪座机的坠落前后说法是不一致的。

　　所谓被苏蒙击落，是说林彪座机越过中蒙边界后，由于事出突然，在苏蒙警戒雷达上出现大飞机回波，苏蒙方面以为是中国方面入侵的轰炸机，便发射地对空导弹，将其击落了。

　　此说是坠机现场中方勘察人员、军内有关专家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的莫罗扎姆茨对记者的披露：“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已经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莫罗扎姆茨说，他是在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聊天中获悉这一资讯的。

　　此说认为飞机的失事，是因为飞机上发生了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而坠毁。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他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把已经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而在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也发现了散乱的几把手枪和多发子弹。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机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党叛国，于是向林彪开枪，引起混战和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从而机毁人亡。

　　此说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驾驶员潘景寅身上，基于对潘景寅是位优秀的忠诚于祖国的飞行员的分析而成。

　　此说认为，潘景寅原先并不知道林彪要往苏联跑，他以为林彪要连夜回北京，或者去大连、广州。作为林彪专机的机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讲，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忠诚可靠的。平时，潘景寅当然是绝对服从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叶群、林立果让他往哪里飞，他就往哪里飞，不会打半点折扣。但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他越过边界，飞往蒙古、苏联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很明白飞出国境意味着什么，很明白“苏修”、“蒙修”都是中国的敌人，也很明白叛党叛国这个罪名的极端严重性，那样不但会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还会连累他的家人，使他们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家属。况且，林彪的叛逃会在国内外引起严重后果，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受党教育多年的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横下一条心，不惜和飞机同归于尽，也要粉碎林彪叛国投敌的罪恶阴谋。于是，他采取了看起来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逃生，实际上是用自杀殉职来报答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用同归于尽来中止林彪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壮烈行动。
 

　　毛泽东：“林彪是无以伦比的常胜元帅。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蒋介石：“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

　　李先念：“（林彪）少年怀党，青年研战，中年主军，晚年叛国。”

　　聂荣臻：“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陈士榘：“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

　　德加·斯诺：“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他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他的歼灭”。 “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红军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

　　斯大林：“林彪是常胜将军，常胜元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指林彪）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