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陈伯达于1904年10月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15岁那年，陈伯达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现为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担任小学老师时的陈伯达十分倾慕中国诗坛上的“新星”郭沫若，他一遍又一遍拜读郭沫若新出的诗集《女神》，还写信给郭沫若，大谈读了《女神》之后的感想。郭沫若给了他回信，使他兴高采烈。

　　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帮助下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所大学里，陈伯达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熏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就在这年初春，还是文坛上无名小卒的陈伯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陈伯达刚满20岁，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21岁的陈伯达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来到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陈伯达向中共组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达在自己回忆往事的手稿中，是这样写他的入党经过：“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陈伯达在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很难在上海立脚。他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共产党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

　　1930年底，26岁的陈伯达回国。1931年春，陈伯达来到上海，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一到上海，陈伯达出乎意料，不但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王明，还见到了校长米夫。尽管王明与陈伯达同岁，但当时王明已经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口气跟陈伯达谈话了。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负责出版、编辑一个刊物——《北方红旗》。

　　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计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1933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次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同年8月初，陈伯达离开北平来到天津。天津在日军铁蹄之下，一片混乱。陈伯达期望着能有稍微安定的环境，可以继续他的著述，希望能够前往延安。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陈伯达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岛，然后西行。

　　陈伯达到延安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需要教员。因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可是陈伯达那一口闽南方言，实在让人难以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学生才能明白。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任。张闻天即洛甫，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陈伯达，但当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员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话。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中国教员陈伯达给中国学员上大课，往往要带“翻译”，将他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于是，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

　　陈伯达在初到延安时未能得到中共中央重用，其心境不那么舒畅。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很仔细倾听着双方的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以便大家能听懂。陈伯达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忙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情况，问起张申府(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其夫人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夫妻双双脱党)的近况。

　　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话题，越谈越投机。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被毛泽东看中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请求毛指正。毛泽东细致地读完后，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但这次因《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虽然复了信，但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送上他所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毛泽东读后，兴致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陈伯达为毛泽东所看中，就是势所必然了。

　　1939年，张闻天找陈伯达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陈伯达，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的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脱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责。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进行了攻击和污蔑。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对陈伯达、范文澜等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分别作起了文章。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毛泽东将题目中的“蒋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受此文的影响，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逆伯达”继续向国民党阵营开火，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归纳整理成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论十大关系》，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

　　周恩来曾赞扬陈伯达：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到了北京陈伯达就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软禁之前，陈伯达想再见一次毛泽东，几次给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都未成功。打电话给康生，康生连电话都不接。倒是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回了话，表示“已经没有办法”了。对陈伯达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周恩来没有落井下石。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正等待着他。陈伯达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戴着“反党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1971年3月，毛泽东称：“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不过，虽然陈伯达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18年刑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可直到1976年9月，陈伯达才被正式逮捕，并于1980年11月20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开审判。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从陈伯达1970年10月被关押算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当时在中央主政的邓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毛泽东实行的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对陈伯达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安排陈伯达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起床，吃过饭后，便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给中央领导参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那一年，陈伯达88岁。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原名“陈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电文文字加标点符号共53个字。
 

　　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二子陈晓农，为其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出。近日，由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在香港出版（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正如该书封底的简介所言，陈晓农“自幼与其父一起生活在中南海。从陈伯达被准许保外就医到去世的八年间，一直与作者朝夕相处。由于此时陈伯达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心中的诸多冤屈和不平又无法与外人道，只有儿子可以无话不说。陈晓农又是一个有心人，往往将父子间的交谈引向对历史的回顾，且有意识地将陈伯达的谈话做了笔记。如今陈晓农参照这此笔记，仔细回忆了父亲的谈话，并搜集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作为佐证，编纂了这部书。由于是父子交谈，陈伯达没有想到将来会公诸之世，故不必象当今大多数历史著作、传记和回忆录那样需要故意回避许多事与人。因此，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这些话，应该说是中肯的。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以下简称《陈》），大体上可分为陈氏早年经历至文革前夕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两大部分，两者在篇幅上的比例大致为六四。前一部分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当为陈晓农对自己所经历的十五年中南海生活的描述，以及陈氏父子以其独到的视角对中共高层人物的一些观察。
 

　　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央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陈伯达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三。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陈伯达为首席秘书。五大秘书各有分工：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论年纪，陈伯达年过“天命”，毛泽东跟中央其他领导往往用“老夫子”戏称他，由此可见陈伯达当时在中央的声望。时间到了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逐渐向“左”偏航。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致发生了“文革”的错误。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毛泽东的理论引经据典作论证，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理论和政策，最终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