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边界总要老——古代贪官惩治办法的演变

万历十二年(1584年)冬，蛰居14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承担了为帝国监督和考察官员的重任。

海瑞很快就向皇上提出了爆炸性建议。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为什么不能大见成效?因为处罚贪官污吏的刑法太轻。海瑞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他还提到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挂在公堂上惩戒后任的办法。海瑞认为，如今就应该用这种办法惩办贪官污吏。此论一出，舆论大哗。

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意味着什么?这条法律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实行的，当时一贯等于一两银子的大明宝钞已经贬值到票面价值的20%之下。即使以票面价值估算，如果按照对粮食的购买力折成人民币，八十贯往宽里说也不过两三万元。

《明史》上说，海瑞规切时政，话都讲得很真切，唯独劝皇帝“虐刑”这一点，“时论以为非”。

“虐刑”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批评。想当年，朱元璋采用更加严苛的贪赃枉法八十两银子处死的标准，杀贪官如秋风扫落叶，赢得了生前和身后的广泛赞誉，即使有批评者，也不过指责一些超标的滥杀，并没把法律看作“虐”法。然而，180年之后，“时论”却有了这个意思。世道真是变了。

这类世道演变，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将两千年间的十余次反复集中起来，这种常规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来。北宋初年，赃满五贯者处死。五贯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宰相每月的俸禄是三百贯，小县主簿每月的俸禄为六贯。小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干部，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币。贪污数额不足一个科级干部的月薪就要处死，真有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感觉。而且，当时的执行措施也颇为得力，监察御史每月都要完成参劾任务，百日不纠弹，就是给台谏(近似监察部或中纪委)丢脸，要罚“辱台钱” 。

过了40年(998年)，到了宋朝的第三代皇上真宗赵恒手里，年轻气盛的标准渐露老态，流配海岛代替了死刑。再过六七十年，贪官流放时无须受杖了，脸上也不再刺字。又过三四十年，宋徽宗赵佶即位，《水浒》所描写的这个时代是贪官们的好时光，据说，当时廉吏的比例不过10%，而贪官的比重达到了90%，皇上发现了贪官污吏，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惩贪的法律名存实亡。南宋亦然。

唐朝的立法也很严厉。当时以绢计价，官吏受赃一尺，杖一百；贪赃枉法十五匹，以绞刑处死。一匹绢的长度为三丈，按照明朝的折算率，价值七钱银子，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当然，这股气势又渐渐衰竭，《唐律》中有关官吏贪赃的刑罚规定，最后也与一纸空文差不多了。

由此可见，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行为边界”这种提法，来自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梁先生官至湖广巡抚兼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在《海忠介公行状》一文中，他把海瑞最后一次出山的主要工作概括为 “正官民界限”。他说，南京一带的火甲组织(近似如今的联防)，本来并没有杂差，如今南京的千百官员却利用这个系统摊派各种劳务和费用，官吏侵犯平民，百姓把官吏看成病害。海瑞重新制订规矩，一项一项地削减摊派，将官民界限重新调正了。

梁先生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拉开视野。海瑞最后一次出山，干了三件惊世骇俗的事，其实质都属于“正疆界”。建议恢复严刑是其一，大规模削减摊派是其二，杖责御史是其三。

国家干部领取的工资，号称是皇家发的俸禄，最终来源于百姓。国家干部办公，可以看作为皇帝服务，也可以看作拿百姓的钱为百姓干活。奈何这些干部光拿钱不好好干活，还要贪赃枉法，这既侵犯了百姓的疆界，也侵犯了皇权的疆界。海瑞忠君爱民，高举义旗，反击官吏集团的侵吞蚕食，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感觉到“窝蜂难犯”，攻击者连他家里的婆媳关系和妻妾关系都抖搂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本方疆界把守甚严，反应迅速，反击有力，而且不择手段。

正义的边界为什么总要老呢?这与把守者的态度有关，与情报的准确和及时有关，与攻守双方的人数组织和装备有关。且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边界两边较量了数千年，进退生死，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兀自重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