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之外的“五四”
2015-03-20
有个问题一直让我纳闷：“五四”运动前夕，学生们如何那么快知道了外交谈判以及政府决策的内情?近读钱理群先生的《论北大》一书，我才找到答案。
1919年5月2日晚上，当时的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谈判中失利，国务总理已决定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蔡元培心急如焚，当晚立即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蔡元培说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家应该奋起救国。紧接着他又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一致决定支持学生运动。于是，“五四”运动爆发了。
中国“五四”时代的外交家也不个个无能。徐百柯在一本书里介绍过顾维钧其时的表现。 1918年，顾维钧担任中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在中国代表团中，他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顾维钧却挺身而出，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和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应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他的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争取到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在所有努力都告失败的情况下，他极力推动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
所以，“五四”运动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体现在街头的抗争，一个体现于幕后的工作。
从学生之外的“五四”运动，想到历史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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