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三上庐山
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上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次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故旧事重提，仍有兴味。
(一)
上海救国会成立于1936年1月28日，正值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故交挚友，早在1919年，张季鸾在上海《中华时报》任总编辑时，沈钧儒是这家报纸的主笔，两人友情甚笃。
但他们两人，在当时形势下，在是否立即抗战的问题上却各有主张。后来的人称沈为“热思维”，称张为“冷思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大公报》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在会议上宣布《大公报》今后编辑方针为“明耻教战，救亡图存”。因此，后来有人称张是“缓抗论”的代表人物。可是当张得知救国会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被捕后，格外关注，每当看到这方面的新闻总是陷于沉思忧郁之中。张早就想上庐山，面谏蒋。张认为，日本人步步紧逼，中国实已无退路，蒋本人也有抗战的念头，若不释放“七君子”，于国、于民、于蒋都不利。那时张确实很忙，为了筹办上海版《大公报》费尽了心机。1936年4月1日上海《大公报》终于出版了，他很快又将王芸生从天津调上海担任编辑主任。大约5月中旬，他才前往庐山。
抵达庐山后，张却始终没有将他来庐山的目的跟蒋讲。因为张了解到，蒋介石正准备邀集一些“社会贤达”到庐山开会，共商抗战复兴民族大计。“七君子”是著名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知名人士，是蒋想邀请的对象。不论蒋的真实动机如何，他都是希望尽快结束“七君子”案的。
张季鸾在庐山又了解到由陈布雷、叶楚伧策划的一条“诱降之计”。用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之谬。叶向蒋汇报道：“‘七君子案’早已安排妥当，先到苏州高院审讯一下，然后押然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当时，张季鸾在场，他看老蒋邹着眉头对叶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满有把握保证说：“钧座放心，沈钧儒等已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问题。”蒋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开会前一定要把他们送来。”
再说“七君子”这边被关押四个多月，才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弄出一些“罪状”搞出一份“起诉书”。随即“七君子”写了一篇“答辩状”。由于上海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控制，只刊载了“起诉书”，却未发表“答辩状”。为使公审取得胜利，“答辩状”能否及时公布于众，成了“案件”公审成败的焦点。于是，救国会派胡子婴女士去《大公报》找张季鸾，吁请他发表“答辩状”。当胡子婴带着“答辩状”，呈请《大公报》发表时，张秀鸾却让她碰了一鼻子灰。后来胡子婴了解是张秀鸾误会“七君子与CC派合演诱降之计”时，当即向张表示：“七君子决不悔过，并且将采取绝食办法进行抵制”。张季鸾这才毅然决定说：“答辩状明日见报。”“答辩状”在《大公报》刊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胡子婴返回苏州探监，汇报了CC派“诱降之计”。沈钧儒听后，又给张季鸾写信，请张再上庐山，向蒋面陈七人抵制进反省院的决心。张见沈的信后，亲自给老蒋去信，表明应尽快释放“七君子”，反对陈、叶搞‘诱降之计’，并告知‘七君子’已表明决不投降。
直拖到七七事变后的7月31日才无条件释放“七君子”。七君子出狱后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还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
后来某些评论家诟病《大公报》和张季鸾对“七君子”见死不救，看来不符合事实。
(二)
“西安事变”爆发后，《大公报》的态度是鲜明的。即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兵变，不是爱国之举，而是亡国行动。总编辑张季鸾先后撰写八篇社评，其中发表于1936年12月18日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影响尤大。该社评经国民政府复制数十万份，派飞机于12月19日飞往西安市内及附近上空散发。
社评说：“主动及附和此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可挽回……”并再三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称“西安事变”为：“开后门、拆烂污、败战主义。”胡适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发表了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重要文章。张季鸾和《大公报》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至今仍有极大的争论。他们认为：“张学良撤出东北来到陕西，在政治上在生活上都处处受气，他为了振兴东北军，以及他的‘国恨家仇’的抱负，一心想投靠苏联，于是与中共一拍即合。并且发动了‘西安事变’。岂知对‘西安事变’反应最强烈的，反对‘杀蒋’，反对‘抓蒋’，并全力主张‘拥蒋抗日’者，竟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随后，中共周恩来到西安调解。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中共也打出‘拥蒋抗日’的旗帜”。
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软禁起来。某日，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张季鸾与王芸生有一次长谈。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张学良的“悔过书”并非“违心之作”而是真诚的。他们两人都被张学良的“悔过书”所打动。张学良的“悔过书”如是说：“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恳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凡有利于我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张、王二人为何肯定“悔过书”是真诚的呢?最大的明证乃是张学良背着杨虎城，也背着周恩来，冒死送蒋回南京。他们认为：张学良所犯之罪，对于蒋介石来说应该千刀万剐的。张学良自认只要他真心悔过，拥蒋抗日，蒋是会念旧情，原谅他的。他们二人还看出，目前蒋正在积极准备对日全面作战，正是需要抗日杀敌的虎将，若张学良被释放，正是他“戴罪立功”的大好时机。谈到此，激动的张季鸾，突然站起来说：“走，去庐山见蒋力谏放张。”
大约1937年6月初，张季鸾草草行装抵达庐山，蒋在美庐会见了张季鸾，当蒋得知张季鸾是为张学良说情时，满脸严肃毫无表情，而在张谈到张学良的悔过是真诚的时候，略见蒋的面部表现稍稍有点变化，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张季鸾动情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仅在庐山停留了一日多，张季鸾又匆匆地离开了庐山，离别时他深深地为张学良的命运和前途而悲叹!
张季鸾最为后来某些评论家所诟病的，是在西安事变后，他准备请一个号称“刘神仙”的医生，给蒋介石治腰伤，这事虽未成，但在1949年以后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称张“亲蒋”，“媚蒋”。这些人殊不知，蒋介石也是常人，腰伤也是要治的。
(三)
1937年6月，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鉴于对日外交问题日益严重，发起邀请全国各党各派代表、无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大学校长等，计200余人，于牯岭举行庐山茶话会，意在共同商榷对日外交等问题。《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也在被邀之列。蒋介石还特意给了张一个特殊新闻记者的名分。谈话会的日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
然而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日军侵华事件。蒋于7月8日得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报告。那时，蒋介石对于是否立即全面抗战，并未最后下定决心。蒋从9日至13日，逐渐下定抗战决心。
谈话会推迟了一天于7月16日于牯岭火莲院庐山传习学舍(今“庐山大厦”)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各方代表158人。次日，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了准备坚决抗日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最后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举行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当日，蒋介石在庐山行辕(即“美庐”)召见了张季鸾，蒋告知张一个字“打!”，希望张立即返回上海《大公报》，大力宣传全面抗战。
张季鸾表现得异常兴奋，逢人就说，他首先到胡适住处，进门就喊道：“《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张到胡适住处前还遇到李璜、左舜生等人，他高声喊道：“只有一个字———打!”张季鸾那日几乎逢人便说一个字———打!这个“打”字像巨风一样，很快席卷整个牯岭，整个庐山，以至全国大江南北!
第二天，蒋介石离开庐山前往南京，准备召集军政人员开会，商讨对策。同日张季鸾也离开庐山，返回上海《大公报》，全力宣传全面抗战。
后来有人诟病蒋介石与张季鸾“亲密关系”时说：蒋介石连宣布对日作战，都让张季鸾“宣布”。即便如此，罪耶?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