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逃不过庐山一劫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召开、八月中旬结束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以反“左”始、反“右”终的会议，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把几个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迎合、不盲从，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的认知。
如果要盘点这场会议的政治遗产，对中国政坛影响深远的，不外以下两条：一是党内不同的声音小了，争论的气氛少了，讲真话不再是一种权力，而变成了一种冒险。二是极“左”路线占据上风，从庐山会议发源，如江河呼啸，直流无碍，最终导致一场更大的灾难——十年浩劫的发生。
作为当事人，黄克诚身居庐山会议的风暴中心，而《黄克诚自述》中所涉及到的庐山会议，不仅能让我们深度体味那场斗争中的人和事，更能从跨越时空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悄然转折。
庐山会议，原本并未安排黄克诚出席。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旬，已经开了半个月的庐山会议，按原定日期即将结束。这时，黄克诚突然接到通知，召他上山。他当时的感觉是：会议上有事了，一是分歧意见很大，二是彭德怀可能要受到批评。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面对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的混乱，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他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希望能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说出自己的看法。
因而，黄克诚把上山看成是一次讲问题，说真话的机会。
上山的第二天，与谭震林的一次接触，就证明他想错了。在接触谭之前，他先拜访了李先念，谈了一些情况，李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随后在拜访谭震林时，谭听说黄在拜访自己之前先拜访了李先念，就有些不太高兴，说黄的观点已先入为主地受到李的影响，黄不承认受到影响，两个人就争论起来。争论中谭无法说服黄，就有些急不择言，直接向黄兜出了底细：“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怀，就想也没想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是这朋友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最后也成了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但是，既然要搬救兵，这就说明，彭德怀的观点，在庐山并非形成一边倒的反对与批判。
黄克诚于七月十七日上山，以后的几天都是开小组会。小组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也在十九日的发言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的意见。从《黄克诚自述》中知道：当时小组里除了罗瑞卿、谭震林之外，都对黄的发言表示认同。这似乎可以说明，大部分与会高级干部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纠“左”是多数人的愿望，而彭德怀的信正好说出了他们心里话。
对这种局面，毛泽东主席是不满意的。
为扭转这种局面，七月二十三日，毛召开大会做长篇讲话。讲话以闲谈方式，进入正题，立场鲜明地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目的是把更多的人从彭德怀那一边拉过来，扭转会议方向。毛的有些话说得很重，很有敲山震虎的味儿。他说：“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从毛的讲话中，大家意识到风向变了。毛主席已经把小组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既然性质是党内路线斗争，站在哪一边，跟谁走，也就成了一些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放弃或否定原先的观点，也就成了一些人趋利避害的首要选择。
那么，黄克诚又是什么态度呢?
黄克诚不是一个容易改变的人，“警告”对他没有作用。毛的讲话让他惊诧，更让他忧虑：难道就因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与大多数人对“大跃进”的看法不合己意，就要来个180度大转弯，把一个原本“纠左”的大会，变成一个“反右”的大会呢?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怎么能说变就变?
这天晚上，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与周惠、李锐要过来谈谈。黄不同意他们来，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谨慎一些，但周坚持要来，黄也就同意了。几个人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他们都快成右派了，黄劝他们别着急，说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黄说：我认为不会。周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说：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这样说，也许并不表示他的真正判断，他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应该给周小舟降温息怒，不然就会坏事。他还劝周，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议论不好，这才让周平静下来。大家接着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正准备离开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周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随口说了一句：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大概觉得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就说太晚了，催着周小舟走。只有处事谨慎的周惠，一直没说什么话。
这就是几个人这天晚上会面的情况。
按常理说，二周一李与黄克诚同是湖南人，都先后在湖南工作过，对“大跃进”——所谓的“刮共产风”，同样都持批判态度，希望尽早结束极“左”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想在一块谈谈，听听老领导的意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就在几个人出门离开时，正巧碰上了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也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迫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了这个“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毛二十三日讲话，预期目的似乎并未达到。
毛讲话后，大家的发言依然不太激烈，对彭的批判也还是就事论事，没有离开信的内容。毛二十六日又下指示：批判要对事，也要对人。于是，批评的火力加强了，目标除了集中彭德怀以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就在很多人调头转舵，纷纷发言表态时，黄克诚也作了检讨，言辞虽变得缓和，但基本观点并未改变。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上，他说：“自已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在对彭的“意见书”的认识上，他说：“自已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对黄克诚的劝说工作也开始了。
七月三十日，毛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谈话。这次谈话，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毛的话说得很重，但显得火气不大，空气不紧张，几个人也较敢讲真话。
毛一上来就给黄戴了几顶很具威慑力的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的基本观点一致，与彭是“父子关系”。黄没有屈从，逐条答辩：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在逐条答辩中，黄的有些话说得很不客气：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黄克诚最不客气的话，当属与毛争论四平保卫战的往事。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也在东北战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曾多次电告林彪，建议从四平撤退，林不回电，也不撤兵。黄无奈，只好电告中央，还是不见回复。最后的结果是，我军伤亡惨重，才不得不被迫放弃阵地，撤离四平。毛此时反问黄：“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答：“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跟上来一句很有些犯上的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也只得自下台阶：“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毛最后又把话头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这分明是暗示他们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们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又都是不会作伪的人，他们的态度可能让毛失望了。
从另外一个资料中得知，在毛找黄克诚谈话前，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刘少奇、第三把手的周恩来，都曾找他谈过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也许，还是因为“划清界限”的理由难以服人，黄的“执迷不悟”，才有毛的这次谈话。对于毛来说，这是一次毫无效果的谈话，但对于黄来说，却不无收获——虽然毛对他的指责颇重，但他到底有个机会，把想说的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这里还需要补充交代一件事，看看彭黄之间是否有像毛说的那种关系。
就在黄克诚七月十七日上山刚住下，彭德怀拿着那份“意见书”给他看。他看过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由此看来，彭写信的善意，黄待人的坦诚，党性人品，确是白玉无瑕。而毛确有些过敏了，一从党内斗争想问题，难免疑窦丛生，冤枉好人。
对黄的劝说并未就此停止。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毛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特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列席。会上主要由毛讲话，讲话特别令人惊愕的是那些上纲定性之言。谈到彭的“意见书”，毛说：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党中央，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谈到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毛说彭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颇有些旧恶新怨一齐算的意思。毛的那些最厉害的话，已不仅是针对彭，同时也针对黄等，讲话中的“你”，不时地变成“你们”。毛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在这个会上，彭也不断插话，以事实对毛的话进行反驳，对毛不无激怒。黄克诚也说了几句表态的话，他既劝说彭冷静听取批评，也毫不避嫌地继续为彭说公道话，说在中央苏区后期，毛被夺去领导权后，彭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证明彭不是一个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的人。
会后，毛又把他们四人留下，还是劝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毛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对黄克诚，毛似乎也还有争取他回头的意思。可是，依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几个人，再一次让毛失望了。
劝说既无效果，那就要用批斗解决问题了。
其后，对黄克诚的批斗会就摆开了阵势。开始时，黄克诚的态度依然很强硬，对不符事实不合情理的批评，就进行反驳。慢慢地他就意识到，在这种场合，摆事实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好光听不说，保持沉默，但检讨总是过不了关。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谈了一次不行，又谈一次，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以摆脱困境。但是，诬陷他人以解脱自已的事，在黄克诚是绝对不会做的，因而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他终于也没有在自已的交代中，揭发出彭德怀的什么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困境。
可以说，庐山会议最考验黄克诚的，是他的诚实。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也还是他的诚实。
小组批判会上，有人穷追七月二十三日晚，他与二周一李谈些什么。他经过思想斗争，觉得有一句话是说不得的，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呢，又是对党组织隐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中央委员，良心上会不安。他只好如实说出了那晚的前后经过，把“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那句话说了。正好，彭德怀与张闻天也曾如此议论过毛，此时也被揭露出来。这一下，大会就像投进一枚炸弹，一片哗然。一切有理由的辩解，在这时都没用了。那些在批“右倾”时还有些同情他们的人，改变了态度；原先还以为“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定谳是空穴来风，有了确证；什么“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等大帽子，也就随便往黄克诚头上戴了。前些时，毛只把批判重点放在彭德怀的右倾上，还想争取他们几个，到这时也就完全确认，除周惠是沾了点边以外，其他几人确乎是“反党集团”成员了。
毛的确认，常委同意，一个“反党集团”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在要当事人签字划押认罪时，却遭到黄克诚的拒绝。为此，陶铸奉命三次找他谈话，不说他有罪，只说会议开这么长时间了，大会决议总得公布，不能让大家都拖在这里，劝他还是要多为党和国家大局着想。最后，黄克诚也意识到，毛的性格之强，中央全体又都站在毛的一边，也只有自己受委屈、背冤枉、“顾大局”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克诚没有因免官戴罪而痛苦，他“无日得安”的痛苦是，不该因“顾大局”而违心地认罪，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所以会如此，他找出的深层原因是：“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其实，黄克诚这一次并没有“服从主席的决定”，也没有“接受主席的批评”，否则他就不会遭此一劫。他只是在接受处理决定时缺少坚持，有悖他一惯性格。他的自责与痛苦，说明他的诚实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
读《黄克诚自述》，可以让人强烈感受到，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对极“左”的做法十分反感，由反感到怀疑，由怀疑到抵制。为此，他曾一次又一次被划入“右倾”之列，遭到整肃，陷入险境，最终又都化险为夷，恢复清白，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他确实是一个无私无畏者。而庐山这一次，他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对于那顶“右倾”帽子，他还可以接受，比起那些原本就是“极左”的人，或被政治风浪逼上“极左”的人，他确实是右倾了。对于“反党”这顶帽子，他就不能认同了。他承认，在他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但因此把他打入“反党集团”，硬要他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并写进党的决议，他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了。然而谁又能想得通呢?如果黄克诚反党，那谁又是热爱党的人呢?
黄克诚一生所受到的委屈太多，惟以庐山会议受到的委屈为最重。那么，受了委屈的黄克诚，又是如何看待庐山会议的呢?他认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不是他一个人或他们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