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学及其“制度设计”

在1920年代这短短十年中，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在老牌的北大之外，中央、清华、武大、浙大、中山、上交大、唐交大、燕京、厦大、南开、协和、北洋、大夏、川大、同济、师大等一系列名校几乎同时崛起，形成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其中，到1937年为止，北大清华已逼近世界一流水准。这无疑是世界文教史上罕见的奇迹。于今观之，个中原因确乎不少，然而，尤为重要的一点乃在于制度设计。

自主招生制度

其时，大中学校都无统一教材，高校亦不统考，而实行完全自主的招生。因此，考生几乎都酌情报考多个学校(多为三五所)，并在短期内先后参加多次“高考”，以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即便偶一失手，亦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其时学子们几乎都心仪北大清华，在1930年代，每年报考两校的考生至少有5000，录取者不足一成，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考生仍需另寻出路；此后，学生们则大都选择同样属于国立名校的中央大学，或是交大、武大、中山，或教会名校如燕京大学等。考生若被多校同时录取，则可从中选择最满意的。这就在制度上防止“一考定终身”的恶果。

破格制度

破格制度涵盖了多个层面，它几乎体现于整个学校运作的各个环节。在招考过程中，对非常优秀的考生，可以破格录取，如清华在1930年前后的短短几年中，就以此方式录取了不少才俊。钱钟书、吴晗等均因某些单科成绩不佳而受阻，最后，实行破格录取。钱伟长亦报考了北大和清华，惜英语不佳，得叔父钱穆推荐，被清华破格录取。日后，钱伟长成为著名的“三钱”之一。在毕业环节上，清华亦行破格，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因不愿做学术论文，乃提出以文学作品相代。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经过考虑，予以同意。

对教师来说，破格制度尤为重要。这在清华、北大体现得尤其明显。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掌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1931年胡适掌北大文学院后，破格聘请了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相对于同期的北大，清华先后破格录用了陈寅恪、华罗庚等名家。在晋升环节中，当时国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系列的规程且呈逐步收紧之势，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无数自学成才的名家，同样可以担任教授甚至研究院导师。资历浅的优秀人才也足以轻易地跨越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的传习，而直接地被聘任为教授。因此，民国最年轻的教授为22岁(叶公超)，20余岁的教授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等。大部分本土出身的学者，在35岁左右成为教授，海归派则是30岁左右成为教授。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个30岁左右的少壮派的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则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这一制度普遍推行，也就意味着，其时绝大部分学者整个学术的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被职称问题导致无谓的牺牲和浪费。即便其时资深的老教授，亦不过只有50多岁。事实证明，这种有中年“老教授”和青年少壮派教授组成的学人群，具有极大的活力。这批知识界精英，事实上亦成为国际知识界极具冲击力的群体之一。

转系转学制度

和破格录取一样，转系转学制度亦深具意义。转系制度在清华、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如日后声名卓著的李健吾、钱伟长、林庚、何兆武等得益于此。所谓转系，在当时只需经过有关专家的认可即可，联大时期则辅之以最基本的考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学子绝大部分并非根据传习、时见来选择“热门”专业，而是根据“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来选择；即便是向称“冷门”的数学、哲学诸系，亦不乏其人来加盟。

更具意义的是转学制度。其时北大、清华、中央等顶尖名校均有转学考试，其时间与统考时间大都一致。学生新入校之后，乃需从一年级起步。绝大部分的考生，是从津、沪诸地以此途径进入北平名校，主要是清华北大，其中，洋派的清华具有巨大的魅力。此校除了招收正取生、备取生外，还吸纳转学生。故此，北大的胡风、李长之等都先后转往清华，南开的曹禺、何炳棣、宗璞等亦然。至于燕京的江泽涵也是如此。上海的于光远、王铁崖等同便是。甚至中大的巫宝三等亦奔赴清华。及清华改大后，其转学制度进一步规范，具体操作为：当有关系科学生人数显得不足时，各系科便呈报校方，拟招收转学生；然后从应考者中，择最优秀的一位进入本系，令其从一年级开始念。因此，经过高淘汰率的把关，转学生之素质仍可维持在相当的高度上，与正取生基本无异。作为国际一流的数学系，清华数学系的近半数才俊，都是转系而来的。数学系的优等生钟开莱、庄圻泰与田方增便是如此；施祥林是从东南大学转学来的。就本质言，转学制度是对升学制度的进一步补救：对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即便高考因故受挫，也还有望在一年后通过转学生考试来进入理想的学府，而不至于因环境埋没人才。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资源的良性互动。

师资的流动和知识共同体制度

大师乃大学之本，名师乃名校之源。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的崛起，与其师资的流动紧密相关；大批名教授、尤其是曾留洋的少壮派教授的去留直接决定了大学的沉浮。抗战前中国高校教员不过7000人左右，内中教授不过3000人左右(按，抗战后在数量上出现几何级增长；但质量大降)，其中海归派教授不过2000人左右，相对于全国百余所高校、尤其是十余所名校来说，这一数量绝不算多。但为何这么多大学可以先后在短期内崛起呢?其实，这问题乃与师资的流动密切相关。如果说学生的转学制度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教师流动制度，则更与其休戚相关。当然，这一流动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发挥巨大效应，重要的是得益于宽松的民政制度。其时无户口制度、无单位制度，因此人才的流动极为自由，成本亦极低。这就使得整个知识界既有相对稳定的师资团队，又有流动的名流群体，既有秩序，又有活力，使学人之个体和群体长期处于最佳状态。

此外，无论是大学制度，还是教授流动制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存在并运行良好，都与另一制度密切相关——知识共同体制度。如果说前述各制度是有形的话，那么此一制度则属无形。在现代中国，知识共同体具有开放、自保、自救、相对独立和自我生长(更新、再生)的功能，可以凝聚各种资源，维护成员的基本权益，保护共同体的利益，并最终使知识界达到相对强势，抗拒各种强权的侵扰。在这一制度下，各派人物都可以得到庇佑，使其免于匮乏、免于强权的压迫，得到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的基本保障。

不难见出，一系列制度设计对知识界对民国大学的意义极为重要。民国知识界以如此小的规模，而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没有有效的制度设计亦是不可想象的。民国大学之能冲破重重困厄险阻，迅即崛起，亦是与这一系列因素分不开的。历史表明：民国大学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在短短一二十年内(1937年止)已发展到相当高度，建成了一批世界名校。我们也完全有望经过两三代人的继续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群的。

虽然历史从来不讲究“如果”，但历史也从来掌握在当代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