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震荡晚清王朝
1910年，辛亥革命在即，清政府风雨飘摇。这当口，出版商人张元济从国外寄回了几封信，发表在报纸上。
这些信谈论的是许多人已经熟知的话题。它们的作者，一名曾参与百日维新的前翰林，刚拜访了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博会。
张元济原本是去考察西学的。他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去西方的旅行可以得到救国的启示。但7次踏进世博会会场后，他首先感到了羞愧。
他的国家人口世界第一，却只在偏颇之处有个小小展馆，和越南、老挝比邻，气象不但无法与法、德等大国相比，甚至还比不上袖珍小国摩洛哥。
他那地大物博的祖国，展馆里商品匮乏，数来数去，仍旧只有漆器、刺绣等等老花样，尚不如苏杭一家杂货店里种类繁多。而相比之下，邻国日本的展品则“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
最让张元济感到羞愧的，也许是外国游客的反应：展场冷冷清清，西方人绝少光顾、驻足，即便偶然经过，也是“指指点点、摇头蹙额、不屑一顾，旋即转身离去”。
寄自海外的这些信件，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
这种刺痛已经不再陌生，自18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炮舰、条约，早已把这个国家的美梦砸碎了。为改变国势，上至官员、下至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已经进行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尝试，兴洋务、搞变法，就在前几年，朝廷还下令施行了宪政。
但这一切，都不如一场世博会让人看得更清楚：这个天朝上国，在世界上已经如此羸弱。这已经不是世博会第一次给他们带来震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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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史料表明，1851年英国兴办世博会，是为了开拓市场、展示国威。忙于修建水晶宫的英国人未必料到，他们给远在东方的中国，带来一个打量世界的契机。
10年前，正是英国打开这个国家封闭的大门，让士大夫们对未知的西方世界充满好奇。先前，他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见闻来进行想象，号称“揽尽万国奇珍”的世博会，则一下子将这个世界最先进之处收集在一起。
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是何心情。在位于美国费城的会场里，这个中国海关文员面对叫不上名字的机械和发明，在书里记下絮絮叨叨的惊讶和感慨。
此时，电话机已经被摆在了世博会的会场供人观瞻。而地球另一面，当李圭准备乘船出行时，他甚至还不相信地球是圆的。直到他自上海起航一直往东，最后又回到上海，才“无或疑矣”。
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了巨大的蒸汽机和精密的打字机，并忍不住在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他四处考察美国人的机械、水利，有不懂之处便“就询洋人”。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强调“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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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博会上，李圭还看到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英文作业。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并资助前往美国留学。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并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报纸每天跟踪采访，连孩子们每天吃饭的餐馆，也特地挂起中国龙旗炫耀。
李圭在会场上见到了这些孩童，他们有的已在美国学习了5年，精通英文，谈吐和礼仪完全西化，但脑后依然垂着长辫子，而且特地在一身西式装扮外面，套上一件代表中国传统的短褂。
在短短的交流中，李圭问了幼童们几个问题。对于世博会的益处，有的幼童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这些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印象深刻，在书里盛赞西方教育的优越。
事实上，参观世博会的这些幼童，早已在美国经历了最早的启蒙。幼童李恩富在初到美国的日记里，记载了自己见到电梯、火车等事物的惊讶。研究中国幼童留洋史的钱钢曾在书里写道，他们是“在那样一个充满变化的时刻，来到了引领这场变化的中心”。此后的岁月里，这些幼童中，许多将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包括政治文化以及铁路、电报等技术在内的一整套西方知识。
不过，让李圭欣喜的事物，在国内则引起许多惊恐。守旧者攻击称，幼童们传统文化基础薄弱，恐怕西学未精，而传统已先丢掉，即使学成回国，也“无益于国家社稷”，力主尽早将他们撤回。而奉命在美国监督幼童的官员，甚至因为幼童跟自己对话时目光直视，而感到不满。在种种非议声中，1881年，清政府裁撤了“留洋事务局”，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这次培养人才的努力草草夭折。
留洋美国、参观世博会的经历，到底给这些中国少年留下什么，已经无从考证。回国后，他们有的成了清华学院最早的校长，有的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也有的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理，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印记。
而伴随着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传回国内的世博会景况，则循另一条路径影响着这段进程。他的书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股世博会热潮。据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后来回忆称，他曾深受这本书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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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圭之前后，关于世博会的见闻录，不断传回国内。随着眼界开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游西方，包括王韬、郭嵩焘、黎庶昌、张荫桓等知识分子和官员关于世博会的日记和杂录，不断在国内引发新的话题。
尽管每次都收到邀请，中国政府直到1873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奉命组织此次参展。他积极征集民间商人参加展览，并利用自己的关系，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
这一次在霍乱阴影下举办的世博会，给中国人带来了甜蜜的回忆。中国的展品，尽管仍集中于茶叶、丝绸等特色展品，但参观者对此交口称赞。中国人在维也纳拜会社会各界，所到之处，引起巨大关注。最后，奥地利皇帝因为中国代表团的贡献，特地为每一个参展者颁发了勋章。
中国第一次像一个大国一样受到尊重，这也许激发了清廷此后对世博会的兴趣。而作为此次世博会参展的功臣，赫德也从此牢牢把握着世博会代表团的组织者身份。
赫德算得上一个合格的组织者。时人回忆，他精心策划每一次参展，甚至连代表团要带的厨师、油漆工、泥瓦工和木工，也亲自挑选。他这样解释：“他们都是些苦力。他们往返的路费要花一大笔钱，但我希望他们带回好的报道，他们向在中国的朋友和熟人对外国特别是对英国的描绘，将来都会产生一种有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他的组织下，从1867年至1905年，中国先后参加了29届世界博览会，这些参展经历，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赫德曾在一份通告中表示：博览会一个紧接着一个，“引起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现状的好奇。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青睐，中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改变了”。
世博会对外贸的刺激，确实让当时的实业界印象深刻。以张骞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甚至开始在报上公开呼吁举办中国自己的博览会。中国的小说家也开始在小说中想象中国举办世博会的辉煌场景。不过，世博会为中国带来的，绝不只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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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就已经发现，在电灯、电话、先进机器等展品中，清帝国的展馆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永远都是绸缎、茶叶、瓷器乃至纯银打制的27套件挖耳勺等等带有“浓郁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环游地球新录》里，李圭曾不无苦恼地描述，本国展馆“占地很小，甚至不及日本”。
在几届世博会期间，因为中国的展品中包括绣花鞋、刑具等物品，曾引起华侨和留学生的激烈愤慨，认为这样的展示扭曲了中国形象。
对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也许发生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不但美国工党援引禁止华工条例，百般阻挠中国建造展馆，在随后的展览中，中国展馆展出了一组人物雕像，引起巨大争议。
这组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衙役、和尚、鸦片鬼、小脚女人等，被认为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自尊而敏感的中国人感到屈辱，报纸上整日都在争论“中国应向世界展示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令国人尴尬的是，除了这些代表传统文化的展品，他们甚至很难拿出什么赶得上世界潮流的东西。
一方面是不断传来的西方文明资讯，另一方面则是本国落后的工业现状，这都深深刺激了有抱负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许多人开始主动前往参加国外世博会以开阔眼界，并著书立说，介绍新知。其中一些人，如傅兰雅等，此后在政府部门、重要工业局等担任官职。
从世博会开始的启蒙种子，逐渐成长为工业救国的实践。郑观应在当时风行的《盛世危言》中表示，举办世博会不但可以“兴商”，更能够“立国”。而此时，工业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成为“救国”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发展经济、科技，进而带动教育和政治的进步。
此时，知识分子们希望的，已经不只是先进的技术。有人注意到，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曾出现过孙中山的身影。这个赞叹“此为全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的人，正探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救国道路。
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近10年，内外交困之下的清朝政府开始酝酿最后一次变革。这些变化反映在它对世博会的态度上。
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清政府颁布了《出赛会通行简章》，开始对中国商人参加世博会进行规范。第二年，受命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被意大利的米兰世博会深深震撼，回国后立即上奏折建议学习。
这个帝国在它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放弃了对于世博会、对于西方文明的惊惧和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