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从维熙讲述：我在1979

1979年的1月6日，是我告别劳改生涯，搭乘从山西回北京夜车的日子。此前，北京日报的李凤翔同志将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通知书，送到了山西，才有了我1979年“黑乌鸦”返巢之结果。不仅是我一个——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受难群体，都返回了生命之巢。

1月7日早晨，当我把随身携带来的大包小包(包括我使用过的铁锹、镰刀、扁担和挖煤的锤斧)，背进母亲居住的8平方米小屋时，母亲惊愕得如同木雕那般。待她醒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封信皮上印有“中央组织部”字样的来信，递到我的手里。这是胡耀邦同志写给我的一封复信。他在信中除了提及了王蒙、刘绍棠，以示怀念情愫之外，对我也写出了文学再生的期盼，他用了“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的诗语，叮咛我珍惜我走过的冰雪驿路，不要辜负了这段曲里拐弯的历史。信尾，耀邦同志相信我们这一代回归的作家，一定不会辜负历史的赐予。

接下来不到一个多月，我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巴金主持的1979年《收获》第二期，以头条位置发表出来，可以算是我文学生命回归的界桥。记得，当年第一个来访的友人，是1957年难友邵燕祥和王蒙，在小屋的地桌上，与阔别了二十多年同命运的文学友人，吃了一顿再生的团圆饭，真是百味俱全。当时，我母亲在低矮屋檐下的煤球炉子上掌勺，究竟做的什么主食，我已无从记忆；我拿出从山西带回来的汾酒，三人边吃边饮之情则无法忘却。

第一个来我家组稿的，是刘心武和章仲锷(当时他们都在《十月》编辑部工作)。由于房子低矮狭窄，床铺又分为上下两层(我和老母亲住下层，儿子住在上层)，加上一张五十年代的大写字台，在屋里走路转身都需注意碰撞。当年他俩进了屋子，不知在哪儿坐下才好，最后他俩选择在床沿上坐定，因为床为双层，大个子章仲锷一扬头，脑袋撞在上层床板上，我说了声“真对不起”，心武和仲锷却相视笑了起来。

心武告诉我，他为约稿已经来过我家一次了，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回京。但他没有告诉我，那次扑空之后发生的事情。直到多少年后，我从他自叙的文章中才看到当天发生的事：他从我家出来，在回出版社的路上，碰到了一位文化界的人。当心武告诉他到我家组稿的事之后，那位人物关爱地提醒他，这是冒险行为，让他慎重考虑云云。仲锷也有着相同的经历：我把刚刚写完的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交给了仲锷以谢他们来家的约稿之情。他读过小说之后，虽然给我打来传呼电话，并用“历史内涵丰厚”来赞美小说；但是当时他的上级，基于多年的思想顽疾，一直胆怯地压着文稿，既不说不用，也不说要用。直到仲锷对其发出质询并表示自己承担责任时，小说才在《十月》发表了出来。心武和仲锷的遭遇，不是当时文化界冰火两重天的一幅写真吗?!

当年，最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有两件事：一、《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之后，虽然我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表示对我勇于闯入文学禁区的支持；但文化界内部，却有文化人致信《收获》，指责该小说是“‘修’爱伦堡‘解冻文学’的变种”必须进行声讨云云。二、我在山西挖过煤的一座劳改煤矿监狱的政委，自动对号入座，省劳改局召开了声讨小说的会议，会上将小说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之作。特别扎人眼球的是：在上报北京的会议纪要中，对我的称谓依然使用“从犯”二字。这是改革开放年代之初一曲令人惊魂的“天书”!按照这个逻辑，我还是一个专政的对象。

不能忘却的是，在当年的冰与火夹缝之中，孙犁给我写来一封加薪助燃的信。他说他是连夜读完小说 《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在赞美小说之余，得出的结论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20年的苦难生活，对你来说得大于失。 ”有他这一句话，我似乎更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恪守。那就是：以真为镜。以史为魂。

这是我在1979年由“鬼”还原成人之后，一支惊喜交织的心曲。当年夏天，我被调入了北京作协，与1957年同时沦落的王蒙、邓友梅和刘绍棠重新聚首一堂。记得，在我调入作协的当天，党组书记老宋用十分幽默的语言对我说：“当年北京的四只‘黑天鹅’，不知飞了多少路程，穿越多少风雨雷暴，今天终于变成‘白天鹅’，飞到北京作协这个巢穴里来了!希望你们为中国文学的明天，点燃起新的火种……”至此，我算是真正地返回了文学队伍。

建国60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笔者思绪万千。不禁忆起1979年的往事，便将其书写成文，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抒发，而是让国人与笔者共同体察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步履艰辛；在珍惜来之易改革成果的同时，警觉文学覆舟之水的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