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发现记 首次挖掘源于“文革”政治斗争

由岳南著述的 《考古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海南出版社出版)一书真实地再现了秦兵马俑发现、发掘的详细经过，摘登如下。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杨培彦终于下定决心，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 ”翌日晨，以西杨村杨全义为首的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挥动镢头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燃眉之急。

当挖到1米多深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又一镢头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这是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黏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4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4米。

3月29日，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同时，井下也有人发出惊呼：“瓦爷!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形象极为恐怖。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随着镢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在离地面约5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同时，还有3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尽管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多数人还是很快将秦砖哄抢一空。

这年5月底，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绝处逢生。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他这次回临潼，是探望妻子以及家人。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他当即断言：“这是两千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6月24日，蔺安稳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找到大学同学王永安，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王永安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极富政治敏感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万不能放过。

但当时“批儒评法”的报道压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开、内部报道都得先送姚文元审阅。怎样才能闯过姚文元这道关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稿子与“批儒评法”挂上钩。于是王永安提笔在内参导语的末尾加上了这样几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

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这时，江青等人正绞尽脑汁四处搜集所谓法家的言论和实物，以便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的内参被江青看到了。在惊喜之余，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很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姚文元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

李先念更是不敢马虎，将这份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王冶秋看到文章时激动不已，在他的指示下，一支精干的考古队伍成立了。

1974年7月15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来到西杨村，围绕村民原来发掘的俑坑向外扩展。没想到发掘了半个月以后，连俑坑的边都没摸着。这太令人惊奇了。 “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 ”考古人员觉得有些不对劲。正在大家踌躇不前时，一个神秘的老汉出现了。他接连几天斜坐在不远处的大树下看着发掘工地的进展。考古人员程学华见老人生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向他求教。老汉把他带到大约离井口200米的地方，“你不用铲了，俑坑的边就在这里。”“啥?你这老汉不是开玩笑吧? ”“信不信由你。 ”老汉依旧微笑着。翌日，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果然有陶片被提了上来。再继续西探，未发现陶俑的踪迹。老汉的话被证实了。一年之后，整个俑坑被揭开，事实证明那位白发老汉所指的位置完全准确。经过大约半年时间，考古人员大体弄清了俑坑的范围和内容，这是一个东西长230米、宽62米、距地表4.5米至6.5米，共有6000个左右武士形象的陶俑组成的军阵。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阵，令考古人员目瞪口呆。此坑定名为秦俑一号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