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胡同”

说家有“胡同”，容易让人误以为家坐落在胡同里。想想也是，家在胡同再正常不过。如说胡同在家里——即家有“胡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确有一个人这样说，他就是历史学家陈垣。

陈垣字援庵，生于1880年，卒于1971年，广东新会人。辛亥革命后，陈垣到北京，开始钻研文史。后在北大、北师大、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从1926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一生从事教育达七十年，并先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

陈垣是李希泌的父执，李曾撰文说起有一次陈垣的助手和学生刘乃和在老师家，遵师命去书房取一部《元六十家文集目录》稿本，陈垣告诉刘此书在第几条“胡同”第几层书架；一会儿又要取一张老照片，那在第几条“胡同”第几层书架，刘皆随手取来。李希泌对陈老这样得心应手地使用自己的图书资料，既惊讶，又佩服。陈垣对他说，图书资料浩如烟海，如不能很好管理，不仅不能很好利用，而且会淹没在图书资料的烟海中。我们要做图书资料的主宰，对所需要的图书资料要做到信手拈之即得。1964年夏，李希泌陪同亚非学会负责人艾毅根拜访陈垣，应客人要求，陈垣请适在他家的刘乃和领客人参观厢房里的藏书。“厢房的面积并不大，但书架一行一行地排列得很整齐，行与行之间留有一条通道，陈老名之为‘胡同’，顺序名之为‘第一条胡同’、‘第二条胡同’……。书架上的书也放得很整齐。陈老对哪本书放在第几条胡同第几个书架都记得一清二楚。”(李希泌语)

原来“胡同”是陈垣喻指他的藏书室。在我看来，陈垣自况家有“胡同”，盖缘于他腹有诗书。腹有诗书的人，即使家无“胡同”，依然可以气定神闲，因为他已在心里“砌”起了“胡同”；反之，腹无诗书，即使在家里砸钱堆起再多的“胡同”，不过是附庸风雅，华而不实。由是观之，一个人要做到腹有诗书，家里有无“胡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里要有“胡同”；这是一种先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抵达；这里包含的已不仅仅是学问和学识，还有人品人格，乃至学术精神。能完成这种抵达的人很少，就像陈垣家有“胡同”，并与之融会贯通的人很少一样。但惟其少，才更令我们这些后人敬仰。敬仰他，也是敬仰真学问、真学识，更是敬仰一种品格、一种境界。

陈垣在辅仁大学开办史学研究所时的及门弟子赵光贤，曾对梁启超根据《新唐书·薛延陀传》里“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的记载，考证出唐玄奘赴印度出发年代为贞观元年，而非历来以为的贞观三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读到1924年10月上海《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期上发表的陈垣《书内学院校慈恩传后》一文，该文将梁氏的诸条考证一一驳倒。“其中有一条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先生据《通典》、《册府元龟》诸书，证明在贞观元年(不是二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奘到西突厥素叶城见到的是统叶护的儿子肆叶护。一字之差，遂成大错。真是俗语说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当时我想，原来我国还有比梁氏更高明的人，从此使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人不是梁任公而是援庵先生了。”(赵光贤语)

当然，做一个学人，学问固然重要，风骨更不可缺。《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从这部书很可以看出陈垣的风骨。南宋末撰写《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字身之，生值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他出生前，中国北部已被金占领，幼年时，元又灭金侵宋，以后他就在宋元长期战争的环境里长大，他曾注释《通鉴》二十多年不辍，直至73岁逝世。胡三省曾亲眼看到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并在《通鉴注》中时发感慨，斥责卖国投降的败类，控诉元朝残酷压榨，以及身受的亡国惨痛，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但就是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长期被埋没。陈垣读胡三省《通鉴注》时，正身处敌伪统治的北平，人民生活在黑暗中。他说自己“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如看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再如“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每读至此，联想到当下，陈垣“不禁潸然泪下”。感情的接近，思想的相通，各自身受的苦难，驱使陈垣下决定为胡注写出“表微”。这部著作彰显了胡三省的内心情怀，也凸显出陈垣的民族气节和学人傲骨。当时敌伪曾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为他们服务，遭陈垣断然拒绝。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运动会上，陈垣发表演说，他引《礼记·射义》中的话说：“古代的运动会，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即把不能保卫国家、不能抗御敌人入侵的将军，国亡后在敌伪政权任职的官员，以及为了个人目的而认贼作父的人打入另册。这是陈垣对临阵脱逃将军和汉奸的严正斥责，也是对学生进行的名节和风骨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