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高产“卫星”是怎么诞生的

1958年“大跃进”最早的两颗小麦“卫星”相继在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诞生。新华社记者方徨日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回忆了这一事件的始末。

方徨回忆，当时她接到了信阳地委秘书长、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赵光打来的电话，赵光说：“嵖岈山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啦，你快来吧。”

方徨赶到时，那块试验田的小麦几天前就已经收割了，就等着新华社记者到了才打场。

“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是壮观!激动，也不由人不激动!”方徨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她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嗬?二亩多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吗?”结果被社员七嘴八舌地批判为“保守派”：有的说：“你不相信我们。”有的说：“你们这号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楚的人，能知道一亩小麦能打多少?”方徨赶忙解释，自己不是不相信，而是面对这个奇迹过于兴奋了。

据了解，最初称出来的数字是亩产3821斤，后来不放心，抹掉浮动数字之后，按3500多斤上报，但过了几天，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还是在《人民日报》号外上发了出来。

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当时亦在场的《遂平报》记者刘伟说：“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实际还是信阳地委秘书长的赵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麦子打出来了，又过了两遍秤，领导和记者都在场，这后面都出不了什么问题。”

方徨当即用长途电话向新华社总社发了这条消息，并立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中写道：“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编辑及领导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

根据记者的调查，当时《遂平报》的报道和标题没有使用“卫星”这一说法，都是用“小麦高产”来表述的。而据方徨回忆，她当时在报道中也只是叙述了“小麦高产”，但稿件最后刊发时，标题被《人民日报》的编辑改为“放卫星”，原因是这个奇迹出现在卫星农业社。无独有偶，《中国青年报》也于同日刊发了署名为 “本报集体通讯员河南青年报”的文章，题为 《卫星社发射出高产 “卫星”》。这以后各种“卫星”才开始满天飞，从小麦“卫星”发展到棉花“卫星”、钢铁“卫星”、煤炭“卫星”……

而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曾任妇女队长的赵长玉说：“那时候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用车连着拉了好几天!岗西边的地、韩楼后面一大片地的麦子都拉过去了，算那一块地的收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亩。村里人都知道，谁敢说啊!说了就是右派，批斗你!”当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赵长玉说的面积，当时被拉走麦子的可能有上百亩地。而据刘伟回忆，直接参与制造小麦高产“卫星”的钟清德，最初是这样告诉嵖岈山卫星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和记者们的：陈世俊那里，“一亩地拉了48车。”

不是没有人质疑。有好几位受访人不约而同地讲述：一位刚到县妇联会工作不久的女同志，在到韩楼驻队时由于说了一句“两亩九分地会打那么多?”村里激进的社员们甚至几乎把她的头发拔光了。

亩产3800多斤的小麦“卫星”并没有热太久，全国的粮食“卫星”纪录还在不断刷新中。

这几颗小麦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粮食产量“飞上天”，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征购，农民连口粮、种子粮也上缴了。随着集体食堂一个个断炊，人们偷偷藏起来仅剩的玉米、红薯、芝麻……反“瞒产”运动又开始了。

而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遂平县不久就陷入了困境。1958年，《遂平县志》上这样描述：“是年冬，群众生活极端困苦。”那时主管韩楼大队食堂的赵长玉告诉记者，由于收成确实比较多，韩楼村里除了3名年纪大了的老人，倒没有真正饿死人。但整个嵖岈山公社、整个遂平县和整个信阳地区却没有这样的好运。负责“卫星”宣传的魏玉超说，他1959年来到嵖岈山管理区时，这里的食堂已经只能提供一天两碗稀菜汤了。

大放粮食“卫星”的信阳地区成了饥荒的重灾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发生，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信阳事件”发生后，由中央出面，纠正错误的“民主革命补课”群众运动开始了，基层干部最终承担了“信阳事件”的责任，当地人称为“民主补课”或者“土山集训”。

而昔日小麦“卫星”的报道者方徨，告诉记者，自己属于“两头真”的干部，当年积极参加革命是真的，现在反思历史说真话也是真的。对于这段旁人唯恐不能避之的经历，方徨从解剖自身入手，留下了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思考。她撰写了回忆文章《难忘的教训》，记录下自己走过无数风风雨雨之后的反省，“由狂热到冷静，由愚盲到科学，由幼稚到成熟，几番深层思索，只余下觉醒后的深深自悔和遗憾，甚至有一种虚度此生的感觉。”

方徨的老同事、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后来在其著述里提到这段历史，“方徨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