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宾》与影射江青的罪名
女作家葛琴的短篇小说《贵宾》1949年1月首发在香港的 《小说》月刊2卷1期，后收入小说集 《结亲》，1949年7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作品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 “1950年某月某日”，主人公陆锦霞女士是“国际也闻名的妇女民主会”的会长，由黄部长安排到莫干山疗养院疗养。由于疗养院接收了一些“受伤兵士，肺痨病的工人农民之类”，使陆女士极为不满，认为这简直是“糟蹋莫干山，浪费疗养院”。黄部长于是连夜派车接她“回南京换换空气”。汽车行驶在途中，司机为了避开一个老头儿急刹车，把陆女士吓昏过去了。陆女士苏醒之后，立即吩咐老头儿把区长叫来，接她到区政府休息，让区长专程扣住司机审查他出事故 “有什么企图没有”；又让黄部长的夫人徐大姐专程来这里接她去南京。这位陆女士觉得 “他们革了命，有的是领导权，天下属于他们!”对老百姓“绝对不能太民主”，应该让老百姓为她这位 “社会名流”、“妇女先进”、“人民团体的领袖”服务。葛琴这篇小说写在建国前夕。她在小说的副标题中发人深思地问道：“在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
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葛琴却被中央专案组“一办”立案，罪名是“写小说攻击、诬蔑了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那么，《贵宾》究竟是不是一篇影射江青的小说呢?今年1月14日下午5时，我用电话采访了邵荃麟和葛琴的女儿邵小琴。邵小琴的回答十分简明：她从来没从母亲口中直接听到《贵宾》就是影射江青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葛琴当然更不承认她有影射的动机。而在革命胜利的前夕，葛琴深刻思考在解放后的新中国里，那些原以“人民的勤务员”自诩的人，掌权之后可能会发生怎样危险的变化。所以，《贵宾》这篇作品塑造的人物，已远远超出了江青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而具有了更为普遍、更为长远的意义，令执政党的所有成员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