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朝秦暮楚，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年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衡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一方面，孙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则没有孙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更好驾驭。
因此，段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说法不一。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中国历史上何尝有一个国家元首真正向人民下跪过?因此，即便段祺瑞是在故作姿态，他也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
不过他的这个表现令人生疑。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让总统徐世昌很不以为然。即便“三一八”事件中，据说他也曾气哼哼地对卫队长官楚溪春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呢!这群土匪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够友善的。那么这次他长跪不起，必然别有原因。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以与奉鲁军作战为由，铺设水雷封锁了大沽口的水道，日军遂炮击了国民军阵地。其表面情况如此，幕后情况则是苏联支持之冯玉祥与日本支持之张作霖的一次矛盾爆发。当时，苏联人已经向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鼓动其发动“革命”。在此外力的作用下，张作霖与冯玉祥终于“一山不能容二虎”。所谓大沽口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一次无理挑衅，同时也是二十年前日俄战争的延续。炮击后，在日本的鼓动下，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抗议，他们手捏《辛丑条约》，要求解除对水道的封锁。这八个国家就是当初八国联军的八国，他们在中国是骄横惯了的，这次也不例外，抗议后，更轻蔑地抛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3月18日正午之前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
人民自然看不到幕后的黑手苏联，他们只知道国民军在与日军对垒，因此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是万众一心拥护国民军而反对列强的。这次大会最终形成议决六款：
(1)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这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接着，数万学生与市民从天安门开始大游行，准备直趋执政府门前示威，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国民党兼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大家素来相信李教授的为人，于是从之而去。到了执政府门前，大家齐呼口号，内容包括：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并勒令八国向我道歉，要求列强驻华机关要在国民军阵亡将士出殡日下半旗谢罪，要求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直至“推翻段祺瑞”等等。当时，总理贾德耀正和总长们在府内召开例会，听到学生这些声震云天的口号，不禁面面相觑，吓得汗流浃背，最后由于谁都不敢负这个责任，匆匆作鸟兽散了。但大门口的军民对峙却越来越激烈，终于引发了惨案，连李大钊也被殴伤了头部和手部。随后躲入苏联大使馆避难，一年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
军警有罪，但这次国民请愿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从要求“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到“段祺瑞下台”，显然有一个渐趋狂热的过程，而在当日的死者中，也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最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答应列强的要求。3月16日，外务部接到“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于当日午夜即答复列强外交团，称“最后通牒”的内容“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故“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因此，至少到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未苟从于列强。反观冯玉祥，却已准备承认遵守《辛丑条约》，仅求各国严守中立为条件而已。他之所谓“遵守《辛丑条约》”，实则是遵守列强的条件而已，显然他并未尊重国民的意愿。最后，冯玉祥认为局势复杂，不可预测，乃以退为进，通令下野，西出包头，准备游历苏联。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冯玉祥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却受到了国民的爱戴，段祺瑞作为一个傀儡，却成为众矢之的。显然，是政治上出现了偏见，聪明的政治家现在要做的便是把民心扭转过来。你看冯玉祥，不是把大权一交，飘然而去了嘛，给国民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愈显其伟岸倜傥。段祺瑞也是老江湖了，怎能不知道争取民心的重要!于是他便要来长跪不起，并扬言要“终身食素”了。
事实上，段祺瑞吃素并非从“三一八”开始的，他本来就信佛吃斋，不仅吃素，而且吃得很简单，主食之外，常只是一碟雪里蕻加一碟辣椒。由于其太过简单，其家人多不与他同桌共餐。不过，他早期的吃素与信佛都不彻底，并不戒荤，也绝少烧香礼佛请和尚。但是“三一八”之后却有了改观：他下野后，日渐虔诚礼佛，曾受聘为中日密教研究会的会长，亲朋故旧辐辏在侧，形成了一个信佛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互以佛界人物相称，他当仁不让，自称“释迦牟尼”。他死后，也是按佛教礼仪大殓的。而在饮食方面，则果然坚决戒荤了，确有“以示忏悔”的意思。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而死。
就凭这一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再加上他当年那一幕长跪不起，他就是决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物。大丈夫敢作敢为，言出必践，他以这种意志力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未能挽回政治上的败局。他本来在暗中策划联奉反冯，却被鹿钟麟获悉。此时冯玉祥不在军中，吴佩孚大军压境并要求驱段，鹿钟麟乃决心赶段下台。4月10日，鹿钟麟发动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
随即前任总统曹锟获释，段祺瑞乃于20日通电下野，避往东交民巷，不日又携亲信多人避往天津。直奉重新联合，鹿钟麟、张之江等冯玉祥旧部被吴佩孚唾弃，京师局势又生新变。不过，段祺瑞却已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了。(选自《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夏双刃 著/九州出版社/2006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