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秀水市场诞生内幕

1982年，心软的哨兵曾祥书一声许诺，中队长罗学让“只要外国友人不抗议，他们爱卖什么就卖什么。”的开明，成就了“秀水”。 11月20日《北京晚报》刊登曾祥书的文章，披露了此中过程。

1982年10月12日，我像往常一样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南墙东南角执勤。约摸16时20分，一个身穿黄色旧军装、骑着一辆28英寸飞鸽牌自行车、车上驮着两麻袋白薯的农民模样打扮的中国男人进入我的警卫区域。凭着警卫战士的职业敏感，我断定他是“误入”，于是朝他挥了挥手，示意他立即离开。他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将自行车往东边的居民楼围墙一靠，对我说：他先在此休息一会，抽完一支烟就走。我点了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支烟抽完后他向我的哨位走来，问我老家是哪里，是哪一年的兵，并自我介绍说他姓王，家住在顺义县，刚从部队复员，1976年入伍，曾参加过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战。他们班长就是我们湖北麻城的。我确信他之所以与我套近乎是想把他驮着的两袋东西在此地卖掉。他见我猜透了他的心思，也就直言不讳，说他们家的孩子还等着他把这白薯卖了去交学费。

说到学费，我的心软了，想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为了筹集四元钱的学费，只有十三岁的我挑着五十斤重的柴禾走六公里多的山路到镇上去卖……作为现役军人，我也是要复员的，他的今天或许就是我的明天。

我想不就是在这里卖白薯吗?一则不影响我执勤，二则按常规排长今天不可能再查哨，连队干部查哨都是在晚上，三则领班员巡查到我的哨位时一般就要下哨了，再者，这两袋白薯说不定不等领班员来时就卖光了。或许是同情心使然，我答应了：“以马路中心线为准，你在马路的东边卖，有什么事我顶着。 ”他连声谢谢，转身跑到马路对面，将麻袋往地上一铺，开始了他的叫卖。

我所执勤的哨位位于秀水东街南端，美国驻华大使馆围墙东南角，其监视区北至光华路与秀水东街交叉路口，南至秀水东街南端与建外大街交叉路口，其责任区是秀水东街美国驻华大使馆南墙至秀水东街南头与建外大街交界处的所有区域 (后来诞生的秀水市场全部在我的责任区内)，所谓责任区，按执勤方案规定在这一区域内发生的所有事故将直接追究我的责任。由于秀水东街的南头与建国门外大街不通行，导致这条街上行人很少，一个多小时过后，老王的白薯卖了不到十分之一，眼看领班员就要巡视到我的哨位，我立即示意他将白薯装入麻袋，站在一旁装作一般徒步的行人，等领班员走了再卖，要不然，领班员来了我说什么都脱不了干系，谁知，正当我示意他把白薯收起来时，领班员已站在我的面前：

“对面马路上那个人是干吗的? ” “是卖白薯的。 ”“谁让他在这卖的? ” “没人让他在这卖。 ” “去，给我要几个回来吃。 ”

我一听乐了。次日，通讯员说我家里来人了，我跑到营门一看，这不是昨天卖白薯的那个老王吗，在交谈中老王想下午接着到秀水东街，并送给我3条八达岭牌香烟，我当即答应他16时去，因那个时间段是我执勤。回到连队，将3条香烟上交了，指导员围绕这3条香烟召开了支委会，指导员让我退还，连长说要上交营部……

16时，老王准时来到我的哨位，与昨天不同的是他又带了两个同伴。一星期过后，老王和他的同伴由卖白薯变成了卖烤白薯，一汽油筒子做的炉灶弄得满街都是黑烟，也正是从这时起在此摆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商品品种也由烤白薯发展到钥匙链、小手电筒、古铜钱、陶瓷、古董一类，摊位也开始蔓延到我的哨位。

1983年春天，秀水东街的地摊已把马路两旁挤得满满的，一次连长查哨发现这一情况后与指导员协商决定组织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谁知，当清理方案拿出来正准备实施时，连队开始了转隶动员，我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第九团改为武警北京总队第九支队，新任中队长罗学让对《关于秀水东街集中清理、整治方案》的态度是：“只要外国友人不抗议，他们爱卖什么就卖什么。 ”

1984年5月，“秀水东街的小摊把哨兵挤得没地站”的问题摆在支队领导面前，支队党委责令司令部拿出一个方案，恰逢部队改编为武警后，迎来首次武警勤务大改革，这次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减少不必要的哨位、压缩执勤用兵。司令部在经过一番调查论证后，将我所执岗的美国驻华使馆南墙东南角哨位和祁家园3号公寓东南角哨位撤销。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秀水东街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