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遗愿:为招待萧伯纳正名 纠正“捐班”说法

1961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已五年多的贾植芳先生意外地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邂逅到了诗人邵洵美。普遍的说法是，后者是由于和海外的项美丽(即埃米莉·哈恩，美国《纽约客》杂志社通讯记者，与邵洵美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发生过恋情)长期保持通信，被当成间谍，以“反革命罪”于1958年被捕入狱的。据贾植芳文章回忆，邵洵美自述，他是继续“肃反”时被抓的，理由是他以前与南京政府的文化特务张道藩和谢位鼎(现代派诗人)是磕过头的拜把子兄弟，并以张赠与他的“电影考察特使”的名义考察了英美电影界，他们在一起照过相，有证据，就把他抓进去了。邵与贾同监四个月，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邵洵美患有严重的哮喘，年纪又比贾植芳大，自感出狱的希望渺茫，故向贾植芳托付了两个心愿。

贾植芳在《狱里狱外》一文中这样记述邵洵美的嘱托:“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46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

1962年，在遭受了三年多的监狱生活后，邵洵美出狱，并于1968年5月在孤独贫病中离世，他在监狱中提到的两点心愿也便成了遗愿。1989年，出狱多年的贾植芳写了篇文章《提篮桥难友邵洵美》，发表于《上海滩》1989年第5期，算是践约。文中有这样的话:“我现在写这篇文章，一方面履行二十八年前邵洵美先生在狱中对我的委托，一方面借此表示我对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的一点纪念的微忱。多年来，在‘左’的文艺思潮和路线的统治下，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被遗忘了。这个历史的失误，也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邵洵美的两点遗愿一经贾植芳披露，便在现代文学界引起了热烈争鸣，张芙鸣认为“鲁迅先生实在是冤枉了邵洵美”；倪墨炎却认为邵洵美所言“全部不符合历史事实”。笔者认为，邵洵美狱中所言固然有一个是否属实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如何与现代文学论争史结合起来加以理解的问题，或者说从哪个角度理解的问题。在解读邵洵美遗愿的过程中，张芙鸣稍失之于虚，而倪墨炎则稍失之于实。

有关邵洵美的第一个心愿，即他在功德林为萧伯纳花费46块银元摆素宴之事，倪墨炎先生作了深入论证，可以参阅。严格地讲，邵氏所言与史实不尽相符。

萧伯纳被誉为“20世纪的莫里哀”。1933年2月17日清晨，萧伯纳在环球旅行中，乘坐英国“皇后”号由香港抵达上海吴淞口。宋庆龄与萧伯纳同为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将接待萧伯纳视作重要的外事活动，由她亲自出面迎接。宋庆龄带领杨杏佛等来到船上，经宋热忱邀请，萧伯纳即从杨树浦码头上岸，在去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探望抵沪各游历团成员后，便来到宋宅。鲁迅是在宋庆龄家里见到萧伯纳的，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说，他事先从内山完造收自改造社的电报中知道萧伯纳要来上海的消息，17日午后，“得到蔡先生的信，说萧现就在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教我赶紧去”，“我就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萧就坐在圆桌的上首，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因为早就在什么地方见过照相，听说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但是，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为肖像画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简单。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

从鲁迅此文看，招待萧伯纳的午餐是在宋庆龄家举行的，应当是宋庆龄的家宴，而不是在功德林。那么邵洵美是否参加了当天中午的宴会呢?目前没有资料可以显示他参加了。据《鲁迅日记》载，当时吃饭的除鲁迅外共有7人:“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给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日记中的“伊”系美国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中文名伊罗生；斯沫特列即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女记者；木村毅系日本《改造》月刊记者，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要鲁迅带他见萧伯纳参加采访的。

如果鲁迅的日记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看看当时的照片，因为鲁迅记:“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这张照片流传甚广，其中确乎没有邵洵美。有关此事，倪墨炎指出，邵洵美不可能出现在欢迎萧伯纳的宴会中，因为鲁迅日记所记8名同席者，除萧伯纳外，包括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内，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这次接待萧伯纳，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重要活动。邵洵美不是该同盟的会员，当然不会参加核心活动，更不会由他来“摆了一桌”。此论可以采信。邵洵美没有出现在宴会上，但在接下来的笔会中却出场过。还是鲁迅的文章记述，两点光景，有一个笔会，“原来是在叫做‘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色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在鲁迅此文中，邵洵美是在给萧伯纳赠送礼品时出场的:“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地接受了。”作家张若谷在1933年2月18日《大晚报》发表《五十分钟和萧伯纳在一起》一文也记述了给萧伯纳送礼时的情形:“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装了十几个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可见邵洵美是参加了接待萧伯纳的活动，并出面赠送了礼品，但并没有进入核心活动中。邵洵美所提及的46块银元极有可能是买礼品时个人所出的钱，而非在功德林摆素宴，如果不是他个人的回忆有误，便是贾植芳的转述有误，毕竟接待萧伯纳与邵洵美狱中托付两事相隔近30年，而贾植芳回忆邵洵美所言又在近30年后，偏差不可避免。

其实，邵洵美是否在功德林花了46块银元的现代文学悬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洵美确实参加了接待萧伯纳的活动且出面赠送了礼品，但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都没有他的名字，邵说“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可见他耿耿于怀的焦点不是花了46块银元之事，而是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及他，使他远离了话语的中心而备感失落所致。在现代文坛形形色色的公案漩涡、流派纷争乃至人事纠葛之中，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主流文学话语相比，邵洵美一直处于下风，特别是建国后，更是居于“反动文人”之列，这种失去了话语权的失落从民国一直积蓄到上世纪60年代的“肃反”洪流中，此时邵洵美旧事重提，希望“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说白了就是希望在接待萧伯纳这一史实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保留住自己的话语。接待萧伯纳固然并不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值得大书特书，但对于一个后半生被命运折磨得声息全无、沉寂如死的文人而言，对于一个从入狱至出狱始终没有定罪名的“罪犯”而言，这点想“纠正记载上的失误”的想法也许是他表达内心深处某种希冀与抗争的唯一有效且合理的形式。

邵洵美的第二个遗愿，是想纠正鲁迅在文章中说他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一说法。有关这个话题，倪墨炎称，这也是子虚乌有的事，鲁迅从来没有说过邵的文章“是花钱雇人代写的”。倪先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但窃以为倪先生所言，仅止于文章层面，而非文学技艺和文学心理层面。事实上鲁迅和邵洵美作文是互相讽刺的，讽刺不是下定义，而是寓于暗示当中。邵洵美批评“文人无行”说:“……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生意，人人想做，所以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对此，鲁迅反唇相讥，他在《各种捐班》中说:“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文中“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正是给邵洵美量身定做的讽刺，因为邵洵美创办有《金屋书店》，办着多种刊物，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出版家。此后鲁迅还在《文坛登龙术》中进一步讽刺做女婿而登文坛的要术是:“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鲁迅上述辛辣讽刺，当然依然是为邵洵美这位“富人家的女婿”量身定做的，是针对邵氏“饭吃不饱”的“这般东西”却“在文坛里胡闹”的说法而来的。从文学论争的角度讲，在这一来一往中，鲁迅占据了上风，把握了话语的主动权，而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学技艺，邵洵美明显不是鲁迅的对手，其论争的结果必然是客观上形成了邵洵美的“文学捐班”出身。比至邵氏风烛残年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鲁迅对自己的讽刺，在狱中向贾植芳提出第二个愿望，其悲惨晚年和尴尬无奈的文学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的特殊性，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以鲁迅的好恶为好恶，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对邵洵美多鄙夷而少好感，故提起邵洵美，唯鲁迅尊、为尊者讳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往往并不正视他，接受过正统中学语文教育的读者第一反应仍然是那个靠着阔太太的嫁妆混进了诗人圈的“反动文人”，这已远离事物的本来面貌。

客观地讲，邵洵美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出版、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独特的存在。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尊重确凿的历史是非，但也应当也必须考量文学本身的是非。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被命运捉弄得没有丝毫力气反抗的风烛残年的文人在狱中提出上述两点心愿的心情，这两点微不足道的心愿无关生死大势，亦无关人生宏旨，看似鸡毛蒜皮，但却是一个文人努力想争得一点尊严和话语权的某种希冀和祈求。邵氏所言虽然与事实稍有出入，但这稍有出入的事实，竟然与为自己正名、求得应有的名分有关，不能不更加让人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