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祖国》半世纪前的隐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一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祖国颂歌。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2007年10月17日，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王先生去世的消息，题目就是“《歌唱祖国》作者王莘与世长辞”。然而，在天津音乐界的“老人”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2008年第9期的《中华魂》杂志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天津音乐界“老人”张学新的文章，掀开了有关署名隐衷的一个角落。

张学新在文章中说：“王莘经常说，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这话有一定道理。据我所知，1950年作家鲍昌也在天津音工团工作，国庆节前，写了两首歌词，一首《祖国之歌》，另一首《歌唱祖国》。王莘由北京回来，拿去做参考。王莘写完《歌唱祖国》，关于词作者如何署名，征求鲍昌意见时，鲍昌看了歌词说：‘你全改了，已经不是我的歌词，不要给我署名。’于是，王莘在歌篇中，只好署 ‘王莘作’。《歌唱祖国》在《大众歌选》第三集头条发表，又经天津音工团演唱、广播，《歌唱祖国》在许多地方传唱起来。”

“这年10月号《人民文学》当做诗歌还发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国》的歌词，字句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歌曲完全一样。文化部通知中特别说明，《歌唱祖国》‘歌词有几处修改’。……那么，是谁修改的呢?据说是大诗人艾青所改。”“1954年王莘就写道：‘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这个大段的叙述很有些特殊。首先，作者张学新是王莘的老战友、老朋友，作为天津音乐界的老同志，张学新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此外，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细节的敏感。他在文章发表后特意发传真给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后人，并附注：“看后可转交鲍昌的儿子，意见告知。”

张学新在这里引出了关于鲍昌和艾青介入歌词创作的说法，这与近年来的说法完全不同。新华社2007年10月15日播发的题为《王莘与〈歌唱祖国〉》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莘也担任了天津音乐工作团(天津歌舞团的前身)团长……他下决心，要写一首歌唱祖国的作品，用以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1950年9月的一天上午，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去北京采购铜管乐器，路过天安门广场，只见蓝天白云之下的天安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此时，正好有一队少先队员走来，他们吹着小号，打着鼓，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显然是为迎接国庆节游行而在排练。这一幅美好的情景让王莘怦然心动，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庆祝国庆节检阅的场面：红旗如海，游行队伍热烈地向天安门高呼‘毛主席万岁’。此情此景使王莘心中突然产生了创作灵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声脱口而出……”

显然，在这个关于创作过程的通行版本中，《歌唱祖国》完全是个人创作，丝毫也找不到“群众集体创作”的影子，更没有他人的介入。那么，鲍昌究竟在这首歌词的创作中起过什么作用呢?天津作家吴若增先生在《中国作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闲话鲍昌》的报告文学有如下一段文字： “1949年4月，《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我的母亲》，那是他用母亲来比喻党的一首民歌体诗。紧接着，他写诗，写歌词，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一发不可收。他写过一首歌词，开头的句子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歌唱祖国》在全国唱响后，我曾想，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在极左形势下，词作者鲍昌是摘帽右派，再好的词也不会让见世面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王莘先生和鲍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一篇作品的署名决不影响他们的创作成就。斯人已逝，作品归属“个人”还是 “集体”恐也绝难有个清晰厘定。我的兴趣还是从中窥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界的某种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