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从严办院 为何引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轮番批评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作者：尹家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

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刘伯承考虑到将来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建议将原先准备命名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筹办以后，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和国防部旧址上，占地非常广阔，环境十分好。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如果不够整洁，他会立即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1955年授军衔以后不久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国务院安排他参观军事学院。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淋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夹道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这次冒雨迎宾，让许多第一次在外着礼服的将军们经受了“第一次洗礼”，漂亮的礼服被浇了个透湿。不过也给许多人留下了刘伯承严格治军的深刻印象。所以连一个旧国民党留用教员都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共产党来，差得远了!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一个极响亮的口号叫“学习苏联老大哥”。这个口号在军队里也叫得很响。从战争中走来的军人们崇尚迅速，他们想通过学习苏军“老大哥”，很快成为第二支像苏军那样强大的军队。再说，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初建时期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心里也是清楚的，他明确提出：“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但鉴于当时的情况，军队教学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也绊过几个跟头。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也机械地搬用了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比如有的部队院校造的洗漱间和厕所，都按苏联人的身高规格造的，让身材较小的学员很不方便。有些提法不当，甚至有的人对传统的党的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一度有所动摇。有人提出“要实行单一首长制”、 “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政治干部要大批改行”等意见。1953年军委颁布实行的内务条令，只规定连长、营长是直属首长，取消了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的直属首长地位。这些，曾在部队中造成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 “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帅的苏联顾问、军事学院的副院长、副政委、教育长、部长等十几个人。这时南京的天又炎热。但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这些情况反映到刘帅那里，他很重视，专门到战役战系党支部来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六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啰!”

病中的刘伯承只要有时间还是不停地学习，就是眼病加重，也要闭上眼思索问题。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