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身后事：遗体在长沙火化 立碑只能用化名

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来了一对名声很大的犯人——潘汉年夫妇。将潘汉年夫妇从北京秦城监狱移到湖南省的劳改单位，是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5月27日，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派人，“解押”潘汉年从北京乘坐1次列车，于29日清晨到达长沙，稍作停留，便与3天前先期赶到的潘妻董慧一起，乘汽车赶往江茶场。潘汉年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年零九个月。

真挚悼念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噩耗传开，举国悲哀，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

那几天，场部的主要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注意到潘汉年夫妇。9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才从家里出来的甘副场长，被站在小平房门口的潘汉年叫住了。显然，潘在这里等候了一阵时间。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的活动。”

甘副场长思忖开了，这样的要求不好加以拒绝，便点头应允。

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场部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的眼眶里泪水晶莹。潘汉年的喉头有些哽咽，声音也有些沙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在场的干部和职工完全被两位老人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感动了。

到了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场部组织大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同志正在调试全场唯一的9吋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吋彩色电视机，由于拆散装箱时有所损坏，拿到礼堂后，图像有些模糊，但音质好，画面也大，让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壮的大会实况。潘汉年也同大家一起，坐在较前的位置，从头看到尾。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潘汉年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坐一处凝神沉思。

以心换心获真情

潘汉年夫妇移狱江茶场，生活上获得了秦城监狱不可相比的照顾，但政治上仍旧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不可自由通信，未经湖南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去任何一个地方。董慧虽有公民权，有通信的自由，可是每发出一封信，都要受到省劳改局审定，在江茶场也有内定的干部对她进行监视教育。尽管这样，场部的干部、职工对两个近于老态龙钟、行动上有些颤颤巍巍的老人，给予了一种越来越浓烈的同情和敬重。

潘汉年到场部商店买东西，总是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人买完后，才上前去，买完东西含笑点头致谢。他到圩场上向农村妇女买鸡买蛋等，总不要人零钱，人家追上前，他恳切地说：“不用找了。”场区常有江苏的逃荒农民，闯进来讨钱讨物。潘汉年出手大方，有一次把一张十元钞票递给对方，对方见了竟不敢接，他微笑地说：“给你的，拿去吧。”潘汉年看到场部食堂炊事员万亿林生活困难，几次把成色尚新的衣服送给他。潘汉年觉得自己太闲，又干不了别的劳动，便到场部机械厂木工车间捡木渣刨花送给食堂当柴烧。他和董慧每月有生活费100元，这标准在当时是一般干部的两倍，而他们除了必要的花用，每个月都要积余七八十元。他主动提出由场政治部代为保管。

死后只能用化名立碑

“四人帮”倒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给潘汉年夫妇带来了欣喜的曙光。那几天，潘汉年的精神格外振奋，董慧也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场部领导来看望他们，潘汉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江青这个人，我很了解……”董慧也乘兴说：“老潘这个人，政治上比较敏感，他早就预料‘四人帮’为非作歹，必定自取灭亡，果然得到应验。”

然而这时候的中国依然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雾障之中。在怀着强烈的企盼等待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后，潘汉年病倒了。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患了类风湿病，双脚浮肿，伴随而来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使他生活上不能自理，被送到了场部医院。

以茶场医院的医疗条件，当然无法使潘汉年好转。3月24日，他由救护车送往长沙。

医院经过对潘汉年的全面检查，发现这位沉疴在身的孱弱老人，不仅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患有多囊肝，并有消化道出血、肺部严重感染等严重病症，而且贫血，高烧不退，吃不进食物。医院对症下药，20多天连续进行输液，终不能遏制病情的恶化。至4月初，潘汉年的病情更严重了，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睁不开眼。医院除使用冻干血浆进行输血外，还动用了特效药，仍不起作用。最后只得通知省公安厅：病人情况危急，速让家属来见。因为他常在半昏迷状态下，口里喊着：“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我要见她!我要见她!”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治疗，作为妻子的董慧，连看望、陪同的权利也没有。自3月24日救护车将丈夫载走后，董慧常常喃喃自语，泪水长流。直到4月13日晚上，才得到通知：让她明天去长沙。4月14日下午，董慧赶到长沙，到了医院一进病房，就与躺在病床上的潘汉年抱头痛哭，连医护人员亦为之落泪。夫妇俩哭了一阵，还是潘汉年提醒妻子不要再哭。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潘汉年抬手揩去眼角的老泪，对妻子回道：“我听你的，你也去休息一下。”就在董慧离开后两个多小时，当晚7时15分，潘汉年停止了呼吸，一代旷世英才含着满腹的冤屈别离了人世。这一年，潘汉年享年71岁。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有关部门将其骨灰葬于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的半山腰。董慧要求在墓前立碑，但只能用“肖淑安”一名，她只有含泪点头同意。

1979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场部医院采取了最大努力的抢救措施，但终究回天乏术。2月24日，董慧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终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董慧死后不久，历史终于还他们以清白。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潘的骨灰从瓦坛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与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