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的命运
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动物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
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而中国人兴办“公园”，则是1905年清廷“新政”的产物。其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京师万牲园”于1907年7月正式接待游客，这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动物园。但直到清朝灭亡，京城依然没有“公园”。清亡之后，这些名胜仍为民国军政机关所用。但从1914年夏起，京城一些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1924、1925、1928年，颐和园、北海和景山也相继辟为公园，对外开放。
在文革中的1971年2月末，北海、景山这两个开放了近半个世纪的“公园”突然关闭，重新收归“官园”，并且未作任何通告启事。除北京市民外，大多数“全国人民”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几乎传达到每一个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才知道这两个公园被关闭的。“材料”的第四部分有一小节的标题是：“毛主席刚逝世江青外出游说放毒，吃喝玩乐”，登有江青10月3日在景山公园游玩的相片。另一小节的标题是“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王洪文钓鱼、打鸟取乐”，据王原来的警卫员揭发说：“反党分子王洪文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5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3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文革结束后，北海、景山于1978年3月1日重新开放。北海、景山重新对社会开放，看似区区小事，然而当年却是经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及吴德等最高层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才得以实行。
从1978年到现在，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这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30年。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公园”的命运中。
百年前兴办的“京师万牲园”，建在昔日荒凉的“西郊”，所以在1949年改名为“西郊公园”，1955年命名为“北京动物园”。近百年来，它已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当年的“西郊”早已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闹市。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之中，北京动物园自然为城建商业开发所垂涎。经过一番运作之后，北京市有关方面在2003年决定动物园搬迁到距离市区35公里的大兴县，并一直要求动物园对搬迁“保密”。
然而，就在动物园搬迁悄然酝酿、即将拍板的情况下，由民间环保群体通过互联网自发组建而成的公益网站“绿网”在2004年春首先披露此事。网上激辩最终引起传媒注意、报道，进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批评有关方面擅自决定动物园搬迁、并对公众“保密”的做法在程序上有很大问题，漠视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正是在这种“公众”压力下，北京市有关方面从善如流，起码暂时停止了北京动物园的搬迁。
从1971年“人不知鬼不觉”地关闭北海、景山公园，再到今天北京动物园搬迁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应，其中可以看到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看到中国“社会”开始重建，“公共领域”开始发生作用，因而意义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