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为杨儒辟谣鸣冤

1901年，庚子事变以后，沙俄帝国乘机占领了东三省。为使军事占领造成事实，逼迫清廷签订条约。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临危受命，经过两个月艰苦谈判，舍命拒签，保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但事后，由于不明真相，谣言四起，甚至传杨儒是被俄国人踢死的。而杨儒的朋友李盛铎保存了当时的中俄谈判的档案，30年后使真相大白于世，并为杨儒辟谣鸣冤。

这件事情，起因于天津《大公报》连载的《六十年中国与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感觉在国家危亡之际，在报纸上辟一专栏，刊载一段中日关系的史料，用以警示国人。这项工作落在了编辑王芸生的身上，由于王在此前对历史并无研究，动笔之前，陆续访问一些历史学者和前辈外交家，李盛铎就是其中一个。

李盛铎一生经历清朝(光绪、宣统)民国，任过高官，曾出使过日本、欧洲。晚年退隐天津后，专门从事藏书、校书活动。他保存了中国驻俄使馆的档案，其中包括驻俄公使杨儒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生动地反映出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挥和凶狡敌国的威逼下只身奋战的情景。

1900年7月，沙皇俄国调集了12个军17万人，对中国东北地区悍然发起大规模进攻，控制了整条东北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同年10月，清政府命令黑龙江将军绰哈布和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在东北地方与俄军统帅交涉，分别接收东三省。增祺授以道员周冕全权，赴俄营商议。11月16日俄方迫使周冕擅自在事先拟订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之后，逼迫增祺画押。“暂约”内容共九条，明确俄国在奉天设总管一员，盛京将军要办的事必须经俄国总管的同意，盛京将军辖区内的清军一律解散。所以，“暂约”名义上交还东三省，恢复盛京将军的称号，实质上是将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消息传出，朝野震惊，国内外舆论大哗。国人强烈反对，其他列强极为不满。

1901年1月1日，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决定，革职增祺，委任驻俄公使杨儒，全权与沙俄交涉索还东三省事宜。从此，杨儒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杨儒深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备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但杨儒仍挺起中国人的脊梁，痛斥沙俄言而无信，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它所称保全中国主权的承诺，表面上交还东三省，实际上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正式向俄方声明：“暂约”系一已革职的官员订立，政府全不知情，实属擅行妄订，不能作数。在杨儒的坚持下，终于迫使俄方应允废止“暂约”。然而，开议正约谈判仍很艰巨。杨儒拿到了俄方草拟的约稿，一面仔细研究约稿内容，一面将约稿发回国内，指出该约稿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极多，请求政府给予指示。

3月12日，应俄方的召见，杨儒如期赴俄外交部会晤拉姆。在这次会晤中，俄方向杨儒呈递了最后约稿及限15日签字的最后通牒。俄方出具的最后约稿，共十一条，虽在一些条款上稍作修改和让步，但仍试图控制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

杨儒于次日致电清政府和李鸿章，乞速请旨裁夺示遵。李鸿章对这个不准更改一字的约稿，认为：再稍作推敲，即可定议。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员，以及英、美等国竭力阻止签约。各方态度不一，杨儒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在此期间，杨儒屡次约见俄国外交部，均以无暇辞拒，所送去的约稿商量改动之处，仍原封送回，不收不阅。杨儒日夜焦虑，心急如焚，竟于3月22日由俄外交部返回寓所途中，落马跌伤左腿。同日，李鸿章一份电报，把皮球踢给了杨儒：“尊处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 在这种情况下，杨儒抱定宗旨：没有明令，决不签字。

3月25日，拉姆再次约见杨儒，此时俄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中俄关系也日趋紧张。杨儒再次对拉姆的威胁严词拒绝。 谈判结束后，杨儒离开俄国外交部时逢天寒地冻，下车时不慎滑跌倒地，即不省人事，从此一病不起。

3月26日，杨儒在病中收到由盛宣怀转发来的拒绝签字画押的政府决定。清政府最终拒绝与沙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病中的杨儒感到一丝安慰。

1902年2月20日，杨儒病逝于清政府驻沙俄大使馆。其子杨觐宸闻耗奔丧，到俄国后忽然自缢而死，后事由使馆办理。杨儒以死拒俄约，保存了一位中国外交官的气节。

王芸生在《六十年中国与日本》予以中肯的评价：“杨儒在各方面煎迫之下，矛盾攻袭之中，犹始终固执，至以身殉，虽庸亦纯矣。因其固执之一念，未有中国自画卖身契，为东三省留下一线生机，日俄战后，日本仍不能不将东三省交还中，实杨儒固执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