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晋商文化:古城太原 传奇晋商的萃聚之地

作为战国时期货币的 “晋阳布”的出土，便见证了太原商贸历史的久远。早在唐叔虞的时代，太原这方热土就已经成为人烟稠密、商贸汇聚的富庶繁茂之地。及至汉魏之交，太原商人王烈不仅擅贸娴商，远旅辽东，而且成为当地的豪商富贾。三国时期，太原属于曹魏的领地，鉴于太原的方域之要、交通之便和物产之殷，经鲜卑王请求曹操，遂允诺鲜卑人可以常来并州采买物品，与太原商人进行互市交易。鲜卑人不仅把太原作为他们卖马的基地，而且藉太原水草气候之宜而将之辟为他们为中原买主驯马的场所。

隋朝开皇十六年 (公元596年)，国家在晋阳设五炉铸钱，把太原作为国家铸币的基地，每年铸币多达3200余贯。同时，官家多有在太原城内建房筑屋者，以供各地往来于此的商人租住。五代时期，太原的商业街区已纵横交错，异常繁盛，“邑屋市肆交易”(《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极为灼炽。北宋时期，虽然太原城经历了一个从隳毁到重建的过程，但未久即复，商贸的繁盛一如既往，乃致大官僚夏竦“在并州使其仆贸易，积家财累钜万”(《宋史·夏竦传》)。及至元代，太原更是镇店林立，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市贸繁盛，物品琳琅，百业俱兴，乃致行至于此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深为惊奇和感慨，他说：“我们来到太原府城，沿途经过许多的城镇，皆极繁盛，有许多好看的大葡萄园，酒则贩运到契丹各处不产酒的地方。那里又有许多桑树，本地人民以此制出许多丝来。……城市中人烟极为稠密，路上常有成群的客商，所以人民皆互相亲爱。路上人多，是因为有许多货物在各城市间运转不息，城市里有定期集会的缘故。”(《马可·波罗游记》)。太原作为实力派晋商的萃聚之地，其本身的标识性和代表性作用也毋庸置疑地赋予了其以“都”的地位和影响力。按照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州县归属，山西最具实力、最有影响和兴盛时间延续最长的晋商，基本上十之八九都在当时的太原府。

像晋源区西寨村的阎蹯楚以及另一个太原商人王全，就是明朝实行“开中制”之后第一批从中受惠的山西商人。他们以盐而商，积贮尤丰，遂成太原之望族；像晋源区的秦家，在全盛时期光是运送购销商品的车马队排起来就有五六里长；像清徐大常镇的秦肇庆，不仅把生意从太原做到了包头，而且在他的激励和扶助之下，方使祁县乔家的创业始祖乔贵发重振精神，与之共创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商业神话；像阳曲县青龙镇的王绳中，在道光年间不仅从南到北开设了上百处食品店、糖果店、杂货店、药材店等，而且一直把生意做到了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其用于运输的商业驼队竟拥有骆驼近千峰；像明清时期隶属于太原府的今之忻州的王廷相，自从通过向口外发运大蒜盈利之后，继而又学会蒙文和俄文，专与蒙、俄两国的客商做茶叶生意，其家资远远超过了祁县的乔家；像明清时期隶属太原府的今之原平市上院村的辛绪贵，在道光年间就已拥有上千峰骆驼和3000余名员工，据说把他家50两一枚的金元宝挨个排起来，一直可以从库伦(今乌兰巴托)铺到北京城；像清徐县大常镇的刘裕业，凭借其出色的经营方略而在乾隆年间当上皇商后，直把盐业生意做到天津、河北、山东等省的许多地方，同时在山西他也几乎形成了盐商霸主的地位；像阳曲县黄寨的刘琨、刘映景父子，不仅在太原开设了百货店、粮店、钱庄、糕点店、布匹店和茶叶店等，而且还在榆次等地开设了多处商号和钱庄，以至于盈利日达斗金；像小店区刘家堡的王惠、王宪兄弟，既经商，又重义，所以他家的诸多商铺名号全部用 “义”字打头，诸如 “义和成”、“义合泉”、“义恒当”、“义和贞”、“聚义升”、“天义成”之类。

王家既经营粮油加工酿造，又经营票号、钱庄和典当，极有商业头脑，也极富有经营策略；像清徐县徐沟西南坊的王启恩，举家在北京经营珠宝古玩、碑帖书画，先后竟达五六百年之久。鼎盛时，不仅商号遍及晋、冀、鲁、豫及东北诸省，而且还在老家徐沟开设了经营银号、典当、绸布、粮油、日杂和租赁等行业的商号十余个，盈利巨丰，财资无数；像清徐县清源镇吴村的白树升，仅靠一头毛驴闯关东，居然闯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商业天地，除了经营染坊、酒坊之外，还经营木材加工、日用百货、农副产品交易等，仅他一个人的商铺和店面，竟足足占了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条大街，在当地的工商业界独占鳌头；像清徐县徐沟东南坊的张联辉，在河南的周口和项城经商多年，广涉钱庄、当铺、皮革、茶叶、粮油等行业，成为当地巨商，还被选为周口商会会长。

除此之外，他还在老家徐沟东大街、东后街、东门外等处，开设了包括钱庄、典当行、杂货铺、木器店、骆驼店和酿造作坊在内的30多爿店铺，成为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像另一个清徐商人时成德，他是东罗村人，十六岁时便开始在奉天“功成裕”杂货铺当学徒，为人机敏、谦恭、勤快，深得掌柜赏识。学成后自己开业，在从咸丰初年至光绪末年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太原、太谷、清源等地开设了多处商铺和银号，使其财源骤增，成为晋商之翘楚，并以其宽仁厚德而深孚众望；像清徐县大常镇的常天枢，其在河南禹州以瓷兴业，深得巨惠。他所开设的瓷场，不仅规模大、分场多，而且产量大、品种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技术创新竟然烧制出了一种极具稀世珍宝——— 均瓷——— 意象的新瓷器，其看似表面布满裂纹，而实则质地极为坚密而细腻，一举成为瓷中极品，被世人誉为“新钧瓷”，赢得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常家也因此而成为世富；像迎泽区郝庄镇新沟村的刘瑛、刘玳兄弟，既入仕，又经商，双双折桂。他们不仅在河南周口拥有半条街的商铺，建立了山西会馆，而且还在静乐县开有两处货栈，在太原开了名为“永生号”、“资诚号”的两爿商铺，声望和信誉皆闻名遐迩，堪为芸芸晋商中的仕宦之家。其他像武而谦、王全、安茂林等诸多明清时期的太原巨商，也都是经商有道、创业有成，以其宏大的绩业和丰裕的财富而为作为“晋商之都”的太原提供了典范的例证，成为太原晋商的实力派代表人物。

显然，以上例举，还并未涉及明清时期隶属于太原府区划中的今之寿阳、祁县、文水、太谷、榆次、交城等大户晋商所相对比较集中的县(市)，如果这些县(市)名噪天下的大牌晋商渠家、曹家、乔家、常家和榆次聂店的王家等都齐集于太原府的麾下，那么，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商贾阵营和财富实力，天下还有谁处可比?仅此一端，即为太原作为“晋商之都”而形成了强势力量，构建了壮阔阵容，奠立了天下无处敢与之争雄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