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云南知青为何闹事：农场领导欲武力压制
本文摘自《中国知青梦》 作者：邓贤 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一群愤怒的知青捣毁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医生成果木的家，幸好当时成医生坐在场部写检查，免遭伤害。
此后几天，一直有人企图对成医生进行暗中袭击。场部还得到报告，有知青正在策划非法绑架该医生。
农场保卫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并密切注视阶级斗争动向。十四日夜，一名歹徒欲纵火烧毁成医生家时，被高度警惕的执勤巡逻人员当场抓获。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许多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
十五日，适逢橄榄坝赶街，大批边远连队来赶街的知青闻知此事后纷纷拥向医院，人们无不为女知青母子的悲惨命运所震撼。无论从前认识或不认识，也无论他们从前来自哪座城市，操着什么口音，只要你是知青就不会无动于衷。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与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猝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停，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奋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我早就说过，对不对，‘抓纲治国’抓什么呢?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嘛……我们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揪出林彪‘四人帮’，这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嘛……”
当紧急电话打到垦区机关的时候，西双版纳垦区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兼指挥长贾立全正在会议室主持常委会并讨论向省委表态的重大问题。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相当持久地进行了将近半年。历史证明，这场讨论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理论界，成为全国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直接政治动力。对于包括贾副书记在内的垦区大多数领导来说，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是大老粗，并且本职工作是农业开发而不是研究理论，因此有充分理由对这场讨论不感兴趣。但是政治斗争的职业敏感又提醒他们，这场讨论的真正用意决不仅仅在于理论本身。
贾副书记是这样一位干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入伍，走南闯北，解放后转业，在农场担任领导。他对领导工作始终很有责任感，“文化大革命”几起几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说“不计较”当然不大准确，因为贾副书记对于职务升迁和权力大小还是很在乎的。身在其位，谁又能够超脱得了呢?
半个月前，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文山州检查工作时代表省委表态，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安书记的表态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云南形势终于明朗化。此后，全省各地、州、市委纷纷表态。表态是一种政治宣言，它只表明你的政治立场，而不在乎你是否真的弄明白那些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
常委会开得跟预料中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常委们与其说热烈发言向真理靠拢，不如说争先恐后向第一把手表态。靠在沙发上的贾副书记满意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常常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提纲挈领的见解，开上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把会议气氛和思路置于一把手权威的绝对控制之下。
就在这时，橄榄坝农场的紧急电话打到了会议室。
“这样闹下去怎么行?乱弹琴!……”贾副书记声音陡变，脸拉长了，“他们有意见，可以按组织原则反映嘛，怎么可以聚众闹事，停工停产，嗯，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
会议室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常委们个个屏息静气，不敢弄出响动。
“你们马上查一查，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我不信他们能闹翻天……喂喂，我说你们不要怕，要丢掉顾虑，天塌下来还有党委嘛!解放思想也不是不要原则……”
有人小心翼翼提醒：“上面知青工作会议还在开，万一……”
“陈永贵副总理已经讲了话，上山下乡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贾副书记目光炯炯地环顾在坐的常委，对着话筒厉声说道，“以后还要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到边疆来，老知青不安心，新来的怎么办?现在知青中谣传很多，某某农场有人收听外国台，还到处散布说中央斗争激烈，谁谁已经免职，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我说同志们，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松不得的哟……”
一把手定了调，其余人都不再吱声。于是贾副书记略略思忖后断然决定：“第一，医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作深刻检查。第二，尸体要马上处理。第三，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聚众闹事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这天下午，垦区党委会顺利通过常委决议，完全拥护并决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政治立场。
垦区领导的指示得到迅速贯彻执行。
十五日，肇事医生被转移到场部严密监护，农场保卫部门和武装民兵紧急出动，准备强行处理女知青尸体。数以百计的知青闻讯赶来，以锄头、长刀、铁棒对峙。
十六日，聚集在场部和医院的知青已达两千多人。
双方僵持不下。
领导者的决策无疑大大激化了这场酝酿已久的矛盾冲突。
对于被迫滞留在云南边疆的十几万农场知青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无疑是个充满复杂诱因和动荡不宁的年代：光明与黑暗交织，希望与绝望并存。该返城的悄然遁去，不该返城的原地坚持，中国的历史筛选了知青中绝大多数，也就是那些父母没有后门和权力的普通人家的子女来坚持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
空洞的口号已经破碎，十年的现实教会人们不相信谎言，当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好像膨胀的液体被压缩在瓶子里时，久而久之，愤怒的泡沫终将冲决桎梏喷涌而出。
也许不只是泡沫，还有更多躁动不安的自由电荷，它们密布在潮湿的边疆大地上和空气里，一遇高强气流的挤压和撞击，就会迸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
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猝然死亡就成为引发这场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对于一九七八年发生在云南橄榄坝农场的那起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许多年后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农场那些干部，生了病就上景洪，上昆明去住院，知青生了病只能就地治疗。如果回家去看病，不仅路费医药费自理，还要扣发工资和粮票。
“徐玲先死得好惨!他们母子的尸体停放在停尸间，谁见谁落泪。以前年年都有知青死于难产和各种医疗事故，但是对知青的震动都没有这么大，大家生活得压抑麻木，没有人主动把别人的悲剧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次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知青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任何一点小小的火星都可能引燃冲天大火。
“我同徐玲先生前关系不错，她比我大几岁，是个性情开朗乐于助人的人。我们几个女知青本来准备替她料理后事，开个追悼会，不料农场借口尸体腐败要强行掩埋，听说又抓了几个男知青。那几天气氛紧张得不得了，场部机关增加了武装岗哨，到处都有值勤的民兵，很有些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不少胆小怕事的知青就悄悄溜走了……”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则点燃一支“红双喜”香烟，抑制住激动缓缓地说：
“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怪只怪我们那时太幼稚，现在看来，农场当时存在种种问题，包括知青政策，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和极‘左’路线的产物，大环境不变，知青的境况决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善。
“问题在于农场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在连队的工作是赶牛车。大家推选我出面与农场交涉，是因为我说话做事比较客观冷静。我们连夜草拟了一份请愿书，有几百名知青签名。不料农场拒绝谈判，并把我们几个出头露面的人列入‘坏头头’的名单。事情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只有团结起来，背水一战，拿现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人生难得几回搏’……”
周俐敏和李孝林是一对患难夫妻，现在都在重庆市工作，有一个并不富裕但很温馨的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