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成外交困境：3个月与30余国家发生纠纷

本文摘自《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作者：孔东梅，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大约在1999年前后，也就是我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中国人耳边开始响起这样一个新名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欧洲联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上述“战略伙伴关系”各自含义不尽相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较之海容30年前在外交部工作的年代，中国的外交格局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向海容请教。在把她提供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加以拼接组合后，我对外公晚年宏大的外交实践有了新的认识。

初到外交部

1965年，海容结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去外交部报到。她被分配在部办公厅综合组，人们称这位27岁的年轻人为“小王”。

外交部第一任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建国近三十年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部长的仅此一例。海容入部时，部长系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部领导还有：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曾涌泉、罗贵波、耿飚、刘晓、韩念龙、刘新权、王炳南以及徐以新、陈家康……东交民巷印象

海容报到时，外交部办公地点还是建国之初的旧址，即北洋政府外务部原址。1966年春天，一场建国以来对北京影响最大的地震——邢台地震发生了。外交部原办公处所均为百年以上的老旧房屋，为了防震，一部分部领导搬到东交民巷办公楼。在这里，初到部里的海容认识了许多人。在海容楼上办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五十多岁的她风度翩翩，精明强干，而且和蔼可亲。

海容在外交部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成为自己终生的好友，她就是唐闻生。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母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希先。1943年，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她的中国名字“闻生”取义“闻父归而生”，美国名字是Nancy Tang。1952年，唐闻生随父母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用3年时间学完规定的5年课程。她比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分配到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6年的春天和夏天过得格外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分为“造反”和“保皇”两派。不过，不少人还是和海容一样，属于“逍遥派”。

与国家部委不同，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会引发国际事件。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是最早与中国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但是，中英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暂不改变现状的共识，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处于半建交状态。英国在北京所设代办处简称英国代办处。由于外交系统造反派中极左分子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8月7日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在外交事务中违背党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这就是“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得到汇报的总理当即下达指示，通过高音喇叭呼吁在场群众散开，但无济于事。局势混乱至此，总理不得不向外公汇报。海容记得自己也给外公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

外公当时在上海，接到总理的报告和各方面的信息后，果断解决了中央文革的极左分子王力、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打击了极左的势头。

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后，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组织基础。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海容向外公反映说：那样做法实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海容随即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事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还是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处理。1971年3月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了中方的歉意。

“文革”初期的外交困境“文革”初期，特别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个月，是中国外交经受巨大波折的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1970)记载，在“文革”的前4个年头(1966、1967、1968、1969)，中国只是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与也门(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势在必行。

外公和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他们多次亲自向来访贵宾及驻华使节解释外交政策，表达中国愿与建交各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5国建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