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对得起受苦受难的人民”谢晋父母之死与他的电影

“文革”一开始，谢晋就被关入牛棚。人们都开始疏远他，连昔日跟他拍戏受他培养的“学生”也反目成仇。

谢晋的母亲以前一直是家庭妇女，不明了社会上的事，加上早先因受过精神刺激，忍受力更差，常常精神恍惚地自说自话：“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谢晋的妻子徐大雯总是这样安慰她：“婆婆，别怕，我们都没做过坏事。问心无愧。一切都会过去的!”

但那时却很难过去……

谢晋的父亲是一所中学里的会计，本无什么辫子可抓，却因他是谢晋的父亲，学生们也天天斗他，还打他。学校里斗过后还要到家里来斗，当着谢晋母亲的面打他。老人默默地忍受着，谢晋母亲却急了，待徐大雯回来后，婆婆告诉她：“红卫兵打你公公，叫他跪下，左面一记耳光，右面一记耳光，他块头大，吃不消，怎么办?”怎么办?能叫徐大雯怎么办?她只好再拿出那句话去安慰婆婆：“别怕，我们都没做过坏事。问心无愧。一切都会过去的!”

谢晋的父亲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暗暗决定一死了事。但他最喜欢的也是唯一能为他传宗接代的大孙子现在正在外面“串连”，他一定要等大孙子回来见上一面再死。让大孙子为他送终也可能是他唯一的欣慰，也是生前唯一的一个愿望了。

一天夜里，在读中学的谢晋的大儿子终于从外地回来了。祖父见了他后显出从未有过的高兴，用双手从头到脚地抚摸了他一遍。这可是他们谢家的命根子啊!谢晋的父亲生有两女两子，谢晋的一个弟弟“文革”前得病死了。谢晋被关起来了，生死未卜。谢晋的三个儿子中两个儿子傻，只有这一个能延续谢家的血脉。老人的全部寄托都在他的身上。这种老观念，你再“破四旧”，你再“大批判”，也是破不了、批不走的。他见大孙子安全回家了，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世上的牵挂没有了。他该走了，该脱离苦海了。

这天夜里，他在给老伴吃了两片安眠药后，自己便吞下了一瓶安眠药坐在椅子上“长眠”起来。他不愿跪着生，但求坐着死!他没留下一个字、一句话。这是位有学问、经历又丰富的老人，他明白，如果留下真实的遗言，将不利于子孙。而留下些可以减少子孙麻烦的违心话，又有辱自己。还是什么都不留下的好。一个凡人，死了就死了。

谢晋接到这个噩耗时，他的反应如何，因他始终没有说过，所以，谁也不清楚。但大致的反应还是可想而知的。他急匆匆赶回家里，已是后半夜了。他到家后的反应，徐大雯记得很清楚：他垂头站在父亲的遗体前，一句话也没有，一滴泪也没流，就这样默哀了很久很久……

在谢晋父亲死后的次年，谢晋的母亲也从自家住的楼上跳下自尽了。这位一向安分守己的老妇人，也对人生感到了绝望，或者说不愿再让儿子受累。

徐大雯是这样回忆道：“我婆婆自杀时，我在永福路52号门房间看门。里弄干部打电话通知我后，我又马上报告了上影厂的工宣队，希望能让谢晋再回一次家。这个请求勉强得到了同意。当我与谢晋回家时，婆婆的尸体还躺在楼下的泥地上。人们都围着看，什么表情也没有。一位好心的邻居用一床棉毯把她盖着。谢晋一声不响地跪下，用双手轻轻托起母亲的遗体，一步步走上了五楼的家里，又轻轻把她放在床上。一切悄然无声，怕惊醒了母亲似的……然后，又低头站在母亲的床前，默哀了很久很久……”

徐大雯说，“谢晋那时一点表情也没有，一滴泪也没有。人到最伤心时是绝对不会掉泪的，连表情都凝固了……

他父亲火化时，只有我们夫妻俩和大儿子去送行。

还有一个亲戚，他说他属于‘无产阶级’，不怕连累，帮我们张罗了简单的丧事……我们的大女儿在新疆，回不来；老三、老四两个儿子傻，怕吓了他们，其他所有的亲戚都有各种难言的理由，而没能来……这是世界上最冷清的丧事了。对这些事情，老谢在‘文革’后从未谈起，他也关照我，别再提了。他说，‘文革’中死的人多了，刘少奇主席也被害死了，彭老总、陈老总、贺老总不也照样被害死了，何况我们老百姓。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摊上谁谁倒霉!我觉得老谢说得对，所以我们都不谈这些往事，今天可是例外!”

谢晋真的把父母之死都忘记了吗?不!

从某种层面上讲，他对过去的往事记得比谁都清楚，永远记在心里。与人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难忘感受都融到了他的作品之中。我认为，谢晋一生中最深刻的作品，是他“文革”后所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他把政治运动对人的灵与肉的摧残与扭曲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衷心地希望这样的历史不再重复!如果没有这段经历的话，谢晋很难拍出这样深刻的作品。

我曾问过谢晋一个问题：“为什么‘文革’前不少与你齐名的同辈导演，‘文革’后拍的片子相比之下，总少了点光彩?”

他这样回答我：“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也不比我少才华。我认为，可能他们在‘文革’中吃的苦没有我多，所以在‘文革’后我们看问题就不完全一样，有些题材他们不敢搞、不愿搞，也曾劝我别搞。我想，总要对得起受苦受难的人民，尽量说点真话。只有真话，实事求是的真话，才会从平淡中闪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