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中国智破西方化肥垄断

面对国际贸易纠纷，我们应如何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中日欧“化肥战”，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据从德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美国解密文件披露，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府，决心解决粮食问题，出台了重大的农业发展计划，这使得化肥进口量迅速增长。这种新情况让世界主要化肥出口国纷纷前来做生意。

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国进口化肥量日益增长，使当时世界化肥市场的价格非常坚挺。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技术虽没出现较大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却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新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化肥的生产成本，并提高了产能，使旧的化肥工业生产方式被遗弃，西方国家的很多化肥生产商都建设了新的工厂来保持竞争力。按常理来说，这将导致世界化肥价格的急剧下降。但西方生产商却努力维持化肥的高价，日本与西欧的企业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据解密档案披露，1966年10月，欧洲复合肥协会(欧洲一家主要从事化肥生产和销售的超级企业，形成行业垄断地位)的代表，就频繁地与日本工业家接触，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在日本私下达成了划分中国市场的计划。

1965年中国的氮肥进口量是50万吨，1966年是60万吨。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中国在1967年的需求将是60万吨。但日本的估计更准确，它让欧洲复合肥协会相信，中国的需求缺口至少在80万吨。在一项秘密的口头协议中，双方一致同意划分中国市场———世界市场硫化氨每吨是48美元，给中国的折扣限制在每吨5美元之内(也就是不低于43美元)———如果中国按此价格进行交易，将会是西方潜规则的受害者。

美国情报机构后来分析认为，当时中国以其购买力为武器，打破了日本和欧洲复合肥协会之间的秘密协议，成功压低了进口化肥的价格。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欧洲复合肥协会，中方提醒它，如果它不按当前市场的合理价格交易，如果它不能给中国的化肥市场以更多的便利和优惠，那么中国将不再欢迎它!中方这招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对于利益至上的欧洲企业家来说，与日本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罕见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卖”了自己的日本伙伴，与中方签订了合同。最终，在1967年，欧洲复合肥协会供给中国320万吨硫化氨，当时市场的名义价格是每吨48美元，但它卖给中国的价格是每吨34美元。

档案提供了中欧氮肥交易的内容：1966年11月初，欧洲复合肥协会与中方协商，尽管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但中方同意以每吨34美元的价格购买64万吨氮肥，并声称，如果欧方拒绝，整个合同将提供给日本。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64万吨氮肥可能是中国的全部需求量，并担心如果不答应，自己会被踢出中国化肥市场(这也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缺乏信任)，因此感到惊慌失措而与北京签订了合同。

不过，聪明的中国人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农业发展的化肥需求应该有多个来源。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中国当时也需要与日本维持一定的贸易关系。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松村谦三。在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中方随后披露了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交易，并要求日本化肥工业满足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价格，并要求日本在1966年12月20日前给答复。日本建议卖给中国60万吨氮肥或一定数量的硫化氨(每吨46美元)。但中国不断压价，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日本那里买了150万吨硫化氨，价格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一致———每吨34美元。

日本在这场交易中不得不让步了，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化肥工业会被踢出中国市场。这样，中国就节省了660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欧和日本对世界化肥市场的垄断，为中国自主的化肥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该解密档案还写道，尽管在贸易上对中国有利，但中国政府还是在政治上继续批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中国不甚友好的政策，并措辞严厉地表示日本应该更相信中国。解密档案强调说，这些关于化肥的协商注定使佐藤荣作非常尴尬。因为，此时正赶上日本的国会选举，对华贸易问题是此次选举的重要政治议题。日本政界要求佐藤荣作承认，他对中国的疏远政策给了欧洲商人可乘之机，让这些日本的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上占得先机。确实，日本1967年出口到中国的化肥和钢材虽然再创新高，但日本还是失去了有利的地位，中国的主要购买对象已开始转向欧洲了。